纵观所有引发舆论高度关注、高度讨论的热点案件,往往都伴随着舆论极化现象的发生,反映出的是舆论与司法始终保持一种紧张互动状态。从宏观层面来看,热点案件不仅是一种结构性产物,而且其存在本身就是对社会问题的映射。但是,这种结构性视角难以就极化舆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舆论极化等问题做出较好地解释。因此,本文所努力的方向是:以群体互动的极化过程为脉络,借助“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张扣扣案”这一典型热案加以细致观察和分析,探究网络舆论极化背后的社会推动因素及其法律规制路径。以张扣扣案为例,热点案件的形成实则是民众集体情感的汇集过程。而网络舆论极化就是当某种集体情感到达阀限值时呈现出的极端状态,通常以情绪化、非理性的网络言论表现出来。因此,本文认为当网民被热点案件中的某个触发事件所吸引而“聚集”到一起时,会因人与人之间某种共通情绪的相互感染而形成情感共振,并在持续互动中逐渐产生情感趋同、观念趋同、立场趋同的同化与强化现象,最终在情感共鸣与集体兴奋的催化下,同质性群体将朝着极端方向继续移动而不断趋向极化。根据笔者对经验材料的观察,大致将舆论演化分为了三个阶段:首先,在发酵期内,网民被“零时差”出现的网络谣言以及自媒体人煽动,唤起了自身的消极情感体验,从而奠定了舆论的情感基调——同情与愤怒。其次,在爆发期主要呈现出由单极极化向两极裂化过渡的趋势。由于网络谣言的持续发酵,传媒叙事策略与情感动员策略对消极情绪的反复强化而出现了负面、极端的单极极化倾向。并且,司法系统与媒体在信息披露过程中给网民制造出一种部分案件事实重合而部分事实错位的现象,由此引发了小规模的舆情反转以及激烈的网络对峙现象。最后,随着死刑判决的执行,不同身份、不同学识、不同阶层的民众广泛参与进案件讨论中,于是网络舆论在蔓延期内呈现出一种多极碎化的分裂状态。通过对极化过程的细致剖析总结了三种极化机制。第一,在复仇主题建构下被着重凸显出来的对抗性格局通过强化公众与司法系统的冲突状态,制造出一种有利于怨恨情绪传播的情境氛围,成为孕育网络舆论极化的温床。第二,在社会怨恨情绪与新的群体认同边界彼此互构的情况下,一种以底层群众为“我群”边界的怨恨情绪共同体形成了。网民在怨恨氛围中反复体验并强化着由实质性不平等带来的无能感与愤怒感,最终导致情绪共同体趋向极化。第三,部分网络意见领袖通过形塑网民的偏见认知,强化了怨恨情绪的负面能量;此外,选择性接触机制通过强化群内共识,激化群际冲突从而扩大了社会公众与司法之间的分歧。热点案件中的网络舆论极化现象不仅对司法系统形成了严重威胁,还给断裂的社会制造出了更多的矛盾冲突。一方面,在社会急剧转型与低信任度的总体背景下,加速流失的司法信任和网络舆论极化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圈。并且,这种恶性循环极有可能进一步演化为一种普遍不信任的社会氛围,致使公权力在深陷“塔西佗陷阱”的过程中逐渐丧失民众的合法性认同。另一方面,网络舆论极化的频繁出现不仅使缺乏整体性与融贯性的法治共识变得更加混乱;而且在加剧个人与个人、“我群”与“他群”、社会与司法情感分化和观点对立的过程中,极易助推不安定因素侵蚀法治秩序,消解社会共识,引发群体性事件与意识形态危机等连带后果。最后,为了有效遏制网络舆论极化,弥合公众与司法之间的鸿沟需要做到:第一,针对网络社会特性采取情感化治理策略,通过疏解消极情绪,培育高级共同体情感,帮助网民自觉树立对司法、法律的情感认同,充分发挥情感能量对于法治社会的建设作用。第二,完善网络言论治理法规体系,按照夯实基础,查缺补漏的路径,比照网络立法现状与治理实践,在法治、协商共治等立法理念的引领下逐步完善网民参与规范和网络信息内容治理规范,构建网络秩序与言论自由的平衡局面。第三,通过构建“回应型司法”体制增强司法回应能力,在法律目的的指引下有限度的、理性的回应民众需求与社会期待;并在尊重民意、回应民意的基础上,通过畅通制度化的表达渠道与扩大司法裁判的考量范围,打通司法裁判迈向实质正义的“最后一公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