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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论文《清代山东刻书史》的第三部分。 我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山东是圣人之乡,文物之邦,文化底蕴深厚。但是至今还没有一部山东刻书史,不能不认为是一个遗憾。本文即是基於这样的原因而撰写的。不过仅仅探讨了清代部分,并兼及明代与民国,希望对弥补这一缺憾尽到一份力量。鉴於山东刻书的界限确定起来有一定困难,本文采取了较为宽泛的办法,探讨的范围包括山东本地刻书和山东人在山东以外地区的刻书。这样做可以使山东刻书得到更全面的反映,而不至於过於拘守。 据文献记载,山东刻书始於五代初,青州所刻《王公判事》当是已知的山东最早刻本。郓城和凝是我国历史上刻印自己集子的第一人。宋代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刷的商标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商标,也是山东在宋代唯一流传下来的印刷实物。山东的金刻本有一定数量,但多数是道书,且大都未见流传。滨都道人王一兴所刻的《栖霞长春子丘神仙磻溪集》三卷,在现存的金刻本中,可谓鲁殿灵光。宋神宗元丰八年,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翰曾纂修《家谱》并刊行,此为孔氏有谱之始。正大四年,阙里孔氏曾刻过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可惜原本早佚。蒙古马乃真後元年,阙里孔氏又据以重雕,刀法凝重苍劲,字划精美,为蒙古时期雕版印刷的上乘之作。蒙古太宗九年,莱州掖城道士披云真人宋德方主持刊刻《玄都宝藏》。元东平丁思敬於大德八年在南丰州刻宋曾巩《元丰类稿》,版式宽大,字画精整,为元刻本上乘。 明代是山东刻书的发展期,刻书数量大幅增加,三大刻书系统基本形成。官刻51种,家刻361种,藩府刻书39种,以明後期刻书为主。开始形成世家大族刻书的特色,如淄川毕氏、新城王氏、临朐冯氏。但也呈现各地刻书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以上为本文第一章论述的内容,即清以前的山东刻书概况。 承接明代的刻书发展趋势,清代山东刻书达到了极盛,刻书数量近4000种。本文以版刻特点,将清代划分为三期,顺治至乾隆四朝为清前期,嘉庆、道光、咸丰三朝为清中期,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为清後期。此三期为本文的第二、三、四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 清前期,政治上逐步稳定,经济上渐趋繁荣,出现了康乾盛世。清代学术也经历了由清初的明达体用到清中叶的乾嘉学术两个时期。特别在乾嘉时期,山东以经学为中坚,视小学为门迳,形成了大批颇具学术价值的考据训诂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山东刻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得清前期的山东家刻最为丰富,有737种.各府中,以济南府刻书最多,青州府次之,兖州府居第三,主要为孔氏刻书,出现了孔贞碹、孔尚任、孔继涵、孔继汾等重要刻书人物。登州府刻书仅37种,是青州府的五分之一,与清初此地的于七起义有关,加之海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刻书数量。在刻书内容上,集部书有462种,占百分之六十三,盖系王士祯主盟全国诗坛所致。史部、子部、经部大体相当。经部书以兖州府所刻最多,与孔继涵、孔广森、孔广林的经学研究成果不无关系。在时间分布上,康熙270种,年平均刻书4种,乾隆358种,年平均刻书6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期的社会稳定形势。 清前期最明显的刻书特点是出现了诸多刻书大家,亦出现了诸多的刻书家族。如新城王氏、曲阜孔氏、德州卢氏、益都李文藻、安邱张氏、济南朱氏、德州田氏、益都赵氏、益都孙氏、寿光安氏、淄川高氏、安邱曹氏、诸城丁氏、德平葛氏、莱阳宋氏、莱阳左氏、高密单氏、胶州法氏,遗有淄川唐梦賫、潍县韩梦周,不仅刻书数量大,而且各有特点。这些世家大族刻书成为清前期私家刻书的主体,而王士稹、赵执信、田雯、朱缃的刻书对诗坛的贡献,孔尚任刻书对戏曲的贡献,赵起杲刻书对小说的贡献,以及卢见曾、李文藻刻书对汉学发展的贡献,都是此期山东刻书最值称颂的地方。 山东清前期的官刻书,在数量上亦不少,有50余种,其中,省级衙门刻书12种,地方官刻书仅7种,另有书院刻书7种。坊铺刻书有聊城“四大书庄”相继开业。寺庙刻书有泰山普照寺、青州法庆寺等。 清中期,政府在政治、经济上处於非常困难的境地。山东也不能得免。但在学术上,延续乾隆时的盛况,山东此三朝的经学、小学尤其是金石学极为兴盛。家刻共734种,与前期相较,刻书大家明显减少,仅聊城杨氏、福山王氏、曲阜孔氏、章邱马氏、李氏、安邱王筠、诸城刘喜海、日照许瀚、淄川王培荀、德州李氏、邱县刘大观、栖霞郝氏、牟氏、海阳赵氏、潍县郭氏、宁阳黄恩彤,但在刻书的个人分布及地区分布上,则更具广泛性。刻书两种以上五种以下的所在多有,成为清中期各地刻书的主体。此期的登州府家刻有赶超济南府之势,与其经济发展及海运开通有极大关系。而泰安的数量最少,与乾隆时发生在此地的两大文字狱案有直接的关系。此期家刻在内容分布上,经部数量有较大提高,占到整个刻书量的百分之二十,以登州府和东昌府为多,说明清中期的胶东是山东经学发展的重镇,出现了以刻经书为主的栖霞郝氏、牟氏,福山王德瑛、王祖源,黄县丁氏等。在朝代分布上,道光的年平均刻书量为14种,说明此时的山东受外界的干扰少,经学得到了稳定的发展,“济南诗派”的诗歌创作一派繁荣。 清中期的官刻不发达,数量虽然较前期为少,但在机构的层次与内容的多样化上,则较前期有特色。刻书的机构不仅有省级衙门,遗有地方衙门。省级衙门刻书不仅有布政司、按察司、提督学政、都转运司,还有巡抚官署。内容上不仅关注国计民生,如赋役,如河道,如盐法,如救灾,如农业,在文化上的需求更强烈一些。 清中期的山东坊刻发展迅速,出现了烟台成文信、周村有三益堂、济南会文斋等着名坊铺。 清後期,自太平天国失败,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形成了“同治中兴”的局面。之後,虽然社会动荡,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但中国学术因对西学的接受,呈现一派新气象,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着各地官书局的陆续创办,山东官书局也於同治八年成立,成为清後期山东官刻书的主要机构。山东书局共刻书70余种,虽与其他书局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在内容上,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其中,翻刻内府本是其重要内容。山东书局刻书关注地方文献,重版本,精校勘。被公认为校勘精审的本子有《十三经读本附校勘记》和《资治通监纲目四编合刻》。 除了山东书局,山东的教育机构刻书亦复不少,如尚志书院刻书35种,其内容更注重学术性。清末实行新政,山东大学堂为了便於教学,刊印了不少课本,虽为新式教育,但所刻内容迢以传统国学为主。 清後期的山东官刻,数量上大幅增加。还有省级衙门刻书17种和地方官衙刻书10种。 清後期的家刻共593种,数量上不及前期和中期,但年均刻书量约在12种,比前期、中期要高。在前、中期稳定发展的莱州府位居第二位,登州府亦与莱州府、济南府相坪。而在清前期占尽风头的青州府刻书却急速下降,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差异开始明显。在刻书内容上,子部书较前期和中期有较大增长,约占总刻书量的百分之二十一,原因是胶州的儒学类书籍较多,蓬莱、黄县的善书和医书较多。在朝代分布上,光绪一朝刻书最多,年刻书量在13种,是刻书业发展到晚期的“回光返照”。 清後期的家刻还呈现出一个新特点,即除了本土的刻书家族如海丰吴氏、福山王氏、黄县丁氏、荣成孙氏、潍县郭氏、日照丁氏、利津李氏、济宁孙氏、诸城尹彭寿外,流寓山东或在山东为官者刻书亦夥,如太湖张承燮、河南扶沟柳堂、山阴陈锦、归安丁彦臣、桐城方敦吉、闽县龚易图等,体现了清後期山东刻书与各地刻书的融合与交流。 山东清後期的坊刻,在坊铺和刻书数量上,均较清前期和中期有大幅增加。济南府坊铺有近30家,东昌府坊铺达24家。随着烟台的开埠,清後期的烟台坊刻最为兴盛。莱州府、青州府、沂州府、曹州府、济宁的坊铺亦有相当数量。总的来说,清後期的山东坊铺已达97家,与江苏整个清代坊铺202家相较,已不相上下。 清後期的宗教机构刻书最为丰富。其中寺庙刻书6种,道观刻书3种,教堂刻书最多,有7种,大多集中在青州与烟台两地,反映了晚清宗教在山东的渗透。民间团体刻书亦有发展,以慈善组织为多,所刻以医籍、善书为主。 本文的第五章《清代山东刻书的余波》,讨论在清代山东刻书日趋没落的情况下,民国山东刻书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坚持并延续着这一传统的印刷技艺,产生了诸多艺术精品。 民国时期山东的私家刻书主要内容还是诗文集,经部书有日照丁以此《毛诗正韵》;史部有胶州柯昌济的《殷虚书契补释》,许鸿磐撰《方舆考证》,高唐田士懿所刻三种有关金石学的着述;子部书中,乐镜宇创办的济南宏济堂药店刻有《宏济堂药目》,最珍稀者当为长山养正堂刻《续学统》。 这一时期受石印、铅印、珂罗版印书的冲击,传统的雕版印刷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官刻书由於动荡的社会状况而刊刻极少,坊刻是新技术的最先受益者,故以雕版印刷的坊铺寥若辰星。宗教机构刻书,最着名者当属济南万国道德会。慈善机构刻书数量亦较清末大为减少。但此期遗是产生了诸多具有艺术价值的名品,如滕县生克昭北平法源寺刻《[民国]续滕县志》五卷和《滕县生氏族谱》四卷,非常精美,是民国山东刻书的代表之作。最有名的是张宗昌丽忍堂刻《唐开成石壁十二经》和《重刻武经七书》,兼具版本、艺术、文献等多重价值。这与当时崇尚精审、雕摩精细的刻书风尚有关。二书由陶湘经营,沿其精美一路,为山东刻书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本文的第六章,在前五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清代山东刻书的特色,即刻书数量庞大,地域分布广泛,刻书品类丰富,经学、小学、金石、文学见长,以家大族刻书为主。对於清代山东刻书的社会意义,除了保存山东文献、促进书籍流通之外,着重探讨了刻书对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对全国刻书风气的影响。同时,刻书保存了大量的刻书史料,对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清代山东刻书与江南刻书比较,亦有不足,如刊刻丛书不发达,高层次的出版物少,而这正是山东未能成为清代刻书中心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