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转型以来，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制度变迁时期，而政治、经济特殊的发展路径决定了我国各领域的制度变迁必然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就金融领域来看，不同国家因发展历程、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其金融制度变迁的轨迹亦有所不同，而不同的市场成熟程度与宏观经济环境又决定了各国所处发展阶段与发展目标的差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现阶段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是在成熟的市场体制下关于分业或是混业的发展路径选择问题，而苏东国家以及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如何在经济体制由计划转向市场的过程中实现行政退出，为银行体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虽然我国的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国有银行制度带有明显的非均衡性特征。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看，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落后于经济体系整体的发展。随着改革的推向深入，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发展的滞后将成为经济体系深入发展的主要障碍。国有银行体系转型期间已获得了从理论到实践各个层面的宝贵经验，其中包括:政策性业务的分离，不良资产的剥离与国家注资，以及资本市场上市。从目前各项国有银行经营指标来看，似乎已无进一步改革的必要。然而从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看，维持国有银行的现状是否是明智的选择.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改革方向为何.如何促使国有银行朝着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发展。均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日益兴起，其相关理论为制度领域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尤其是诺思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诺思的理论很好地结合了新古典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两者的理论成果，并从全新的国家、产权、意识形态视角构建了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在中国存在已久的建构主义精神底蕴与诺思的制度理论间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梳理并应用诺思的制度分析理论框架，对于深入理解中国转型期间制度变迁的现实过程与探索进一步改革的路径不无裨益。　　本文的主要内容以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为依托，从国家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出发，分析中国国有银行的制度变迁逻辑，并为国有银行进一步改革提供了一个操作框架。本文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阶段性的国家偏好取向是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因，实现国家效用最大化构成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　　作为一类特殊的制度安排，中国国有银行变迁历程体现了国家在不同阶段的意图与偏好。国家在国有银行整体制度设计的进程中，主要的目的是寻求对自身最有利的外部制度规则。其中包括:改革初期，国家在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下利用自身的“暴力潜能”降低经济转型的成本与风险，同时获取大量垄断租金;以及改革中后期，以增量改革为主的制度变迁模式，目前国有银行的产权多元化的也是国家在满足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所做的制度安排。中国国有银行本质上的公有产权形式决定了其制度变迁必要以体现国家效用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这一目标始终主宰着国有银行体系的改革进程，同时构成了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　　第二，国家效用最大化的实现是一个由租金偏好向效率偏好的动态演进过程。　　国家具有租金最大化和效率最大化两种利益取向，从短期来看两者是相互冲突与矛盾的，但从一个较长的历史周期来看，两者具备统一性，根本上体现了国家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取向的相互统一。根据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从国有银行体系所获得收益的来源和形式的不同，国有银行的制度变迁可大致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国家租金偏好主导阶段、由国家租金偏好向效率偏好过渡阶段，以及国家效率偏好主导阶段。在国有银行的制度变迁历程中，国家效用函数体现了鲜明的动态优化特征，即由租金收益逐步向效率收益的转变。　　第三，从宏观历史视角来看，产权结构调整边际贡献度递减的总体趋势表明中国的国有银行制度变迁进程存在明显的产权约束。　　借助数理模型将我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动因、约束条件及演进的方向纳入统一的宏观逻辑分析框架，运用数理方法结合实证检验可以发现，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的制度变迁存在显著的阶段性特征。而产权结构调整边际贡献度递减的总体趋势表明中国的国有银行制度变迁进程存在明显的产权约束，不论产权层面的改革采用何种形式，国家产权边界的存在事实上决定了国有银行进一步变迁的范围和终点。这一点很好地吻合了本文修正的Barro-Skott模型结论:理论最优的银行制度安排与高银行效率国家的银行制度安排两者并非完全吻合，其偏差使得低银行效率国家的制度演进不可能实现事先的最优规划。因此，中国未来银行制度的变迁只能沿着高银行效率国家的制度模式前进。　　第四，若中央政府始终保持渐进性的意识形态调整方式不变，则国有银行进一步的改革将落入不完全私有化产权改制的陷阱;反之，若中央政府大胆突破其意识形态，鼓励更大程度上的私有化产权改制，则国有银行体系最终将收敛至完全私有化的均衡状态。　　地方分权、泛利性政府以及实践的务实的意识形态是导向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取得成功的核心要素。以此为基础，通过构建一个纳入有限理性与意识形态动态调整因素的中央与地方互动演进模型，可以看到国有银行进一步的产权改革能否成功，是否可以进行彻底，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调整方式若中央政府始终保持渐进性的意识形态调整方式不变，则国有银行进一步的改革将落入不完全私有化产权改制的陷阱;反之，若中央政府大胆突破其意识形态，鼓励更大程度上的私有化产权改制，则国有银行体系最终将收敛至完全私有化的均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