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介的政治功能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西方新闻界奉为经典的新闻自由至上主义者，兴盛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过二战后的批评发展成为社会责任论，其典型代表为新闻自由委员会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和施拉姆等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他们认为新闻媒介是自由的土壤，是独立于社会权力阶层之外新的社会监督者，新闻自由如同言论自由一样是不可侵犯的，当然后期的社会责任论要求媒介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适当的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但基点无疑媒介是正义的，自由的。他们也认为存在媒介被权力控制的现象，不过那是在集权国家。这种观点在对媒介分类时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另外一种是则是马基亚维利式的观点，认为媒介不管在何种体制下均为既有权力体系的一种延伸，是权力的代言人和维护人。这种观点历史悠久，但是长期以来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直到法兰克福学派进入媒介研究领域，对于媒介的批判研究才趋于成型。本文选择了八十年代阿特休尔的权力媒介理论为这一派的代表。阿特休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对于三种不同的媒介信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媒介性质七原则，其主要观点就是媒介不过是社会权力的反映。特别是在对市场经济体制下媒介理念评论的时候直接对社会责任论提出了批判。本文正是通过对澳门媒介的分析来验证两种理论。　　澳门作为一个华洋共居四百年的社会，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十分复杂，社会组成有高度的异质性。但长期以来澳门保持了很好的社会和谐与稳定，是两种文化长期共处交融的一个典型。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澳门和谐社会的研究一直比较缺乏，尤其是作为澳门社会基本组成部分的功能界别如何发挥自身作用达到社会的和谐更是缺乏相应的研究。其中，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媒介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于媒介在社会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学术界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实际上，在上述两种不同的媒介理论框架中，对媒介的功能定义及其作用方式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认识清楚澳门媒介作用的理论框架与真正作用机制，才可能真正的理解媒介在和谐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谐社会的发展概念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推广.　　本文选择了2000年失业工人游行事件作为具体研究对象。澳门2000年的工人游行事件，是澳门自一二(.)三事件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社会冲突，直接导致警方与游行工人发生大规模冲突。这是既定社会中无权力者对权力阶层的一次挑战。游行事件的爆发激化社会各界的矛盾，迫使各方表明自己的立场。对于一个外来观察者，这段时期必然是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也是观察各方政治立场的最佳时机。同时也是考察媒介参与政治运作，表现其作用方式的最佳时机。因此作者选择了报界对这次游行事件的报道作为分析对象。文章首先选择报道的数量、报道的倾向和报道的来源三方面进行定量的分析，分别以政府、工联、商界为基本分类项，研究报纸在报道过程中报纸的报道重点、信息的主要来源以及报纸的情感倾向.而后选择澳门报纸对于5月8、9两日时段的报道和对于工联的报道两个方面对澳门媒介的报道倾向及策略进行定性分析。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澳门媒介虽然是在一个市场体制中，但社会责任论并没有扎根，澳门报纸实际是既定权力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并不是说报纸作为权力的代言人一定不好)而后从理论角度对比说明权力媒介理论对社会责任论的超越。媒介信念不光是哲学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差异，而社会的差异不过是作为自变量通过权力的媒介这一公式最后导出媒介的理念这个因变量。同时阿特休尔也用自己较为中立的观念取代了施拉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然后结合澳门媒介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明确即使在市场化程度很高，政府对媒介控制不强的环境中，媒介仍然积极扮演了社会权力的代言人角色。虽然对于媒介作用的理论背景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但是由于接触材料有限，在对社会权力如何控制媒介方面仍缺乏了解，在此，结合阿特休尔的理论对权利阶层控制媒介的方式做了一个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