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问题向来是一个关切人们生存与发展、自尊与得失的本原性议题。人类对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竞逐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调节经济利益需求的关系矩阵,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在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它一方面较大程度上助推了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向,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时空转换;但另一方面,“新”与“旧”“前”与“后”两种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碰撞出的激烈“火花”,径直导致了价值观整合陷入困境,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与经济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生发出种种矛盾和冲突。鉴于此,有必要深入剖析“构建促进经济利益协调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一重要课题,以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化解,满足时代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普遍利益诉求。从内部结构来看,话语体系是由范畴、判断和演绎等要素组合而成,是人类感觉、认知、探讨某一事物在知与言层面上的整体映现。而对于“究竟何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则是一个亟待理清和回答的问题。从本质上讲,经济利益多元化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性质随着时代变迁而转换,并最终指向传播一定阶级的思想、观念。透过对二者的知识考察,可将经济利益多元化的特征概括为多样性、调节性、变迁性和流变性,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性质则表征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结合、内容特殊性与形式普遍性的贯通、观念动态性与社会实践性的融合。追根溯源地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功能就是为无产阶级政党维护其利益格局提供合理性辩护或合法性证明。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递嬗图谱来看,不同时代中意识形态话语的核心概念不尽相同,并可将其演进脉络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通过考察这一话语生成的现实语境、理论基底,进而从全景视域中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发展动向。其次,苏俄语境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整体上描述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演进脉络和逻辑体系,以及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内涵要旨与实践裂痕。再次,中国语境中的“人民利益”意识形态话语。关于这一阶段的论述,主要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的话语中提炼观点,以尽可能完整地呈现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景观。新时代以来,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辐射力。作为一种系统性话语,它本身便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而蕴含其中的“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则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主体价值叙述,是贯穿在这一社会形态中的核心话语表达;其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与经济利益多元化之间关系在逻辑维度上是双向互动的。从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与经济利益多元化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利益多元的思维融通性、彼此勾陈的功能互嵌性、觅寻共识的价值通约性;从实践逻辑来看,其辩证关系表征为经济利益多元化筑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现实基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提供经济利益整合的方位导向;从价值逻辑来看,主要在于探索二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从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价值期待、凸显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取向、涵养“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念。经济利益多元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前提性要素,它内在地包含着推动社会竞争、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发展等积极因素,它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而言,则可以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拓展广博的文化空间、续航强劲的动力引擎。因而,理应在一定意义上肯定经济利益分化的正向效应。然而,经济利益多元化引起的社会分层差距扩大,尤其是贫富分化等现象的出现,将会带来社会思潮趋于多元化、模糊人们对价值观的评判标准、削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等方面的消极效果。为了让社会能够平稳顺畅地发展,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发展,包括控制其发展程度、维护其公平正义等。调节经济利益关系,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亟需要合理分析经济利益多元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正负”效应。经济利益多元化格局下,如何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以构建促进经济利益协调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更好地实现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相结合,是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其内涵尤为丰富,既包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及其历程的发展,也包括效果的呈现;既包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内涵的阐释,也包括外延的拓展。就此而论,本文难以做到面面俱到,仅就经济利益多元化格局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内容、标准、认同等方面问题,在深入剖析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基础上,重点阐述构建促进经济利益协调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目标要领、原则向度、基本路径和制度设计,从而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实现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