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分权及政府竞争的政府治理体系及其驱动的改革进程,是实现兼具“高增长速度”和“长持续时间”双重特征的“中国奇迹”的关键因素,但另一方面,在转轨经济背景下以GDP为导向的考核晋升机制,导致地方政府竞争的弊端日益凸显。地方政府基于地区经济利益,在吸引资本、人才等要素流入本地区的同时,对辖区企业和产业实施限制资源流出的地方保护主义策略。由于受地方政府保护、市场分割等的影响,我国企业规模偏小,产业集中度低,各地区之间的产业同质化严重,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不强。伴随着中国经济从“增量改革”过渡到“存量改革”,企业并购成为持续的社会经济热点。企业跨地区并购作为推动企业跨越式成长、实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其巨大的微观协同效应和产业整合能力正日益受到重视。因此,立足中国式分权和政府竞争的宏观视角和制度背景,分析其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偏好和绩效的影响并提出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采用规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数理推导等综合研究方法,基于中国式分权及政府竞争的宏观视角,在理论分析和文献述评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企业跨地区并购所处的制度背景及微观动因和政府动因,系统分析政府竞争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偏好及并购绩效的影响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竞争、财政支出竞争等“顺市场”竞争手段促进了企业跨地区并购,而地方保护主义则阻碍了企业跨地区并购投资；中央政府的区域一体化战略规划和中央企业的引导示范,有助于推动企业跨地区并购的顺利进行。同时,地方政府的“顺市场”竞争形成的竞争水平差异及策略多样性,有利于提升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而地方保护主义则对并购绩效具有不利影响。最后,针对政府竞争及跨地区并购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推进企业跨地区并购的政策建议和管理启示。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深入探讨企业跨地区并购所面临的政府竞争的制度背景,系统剖析跨地区并购的微观动因和政府动因,构建政府竞争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的一般机理模型。以“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为核心的中国式分权改革,激励着地方政府围绕以GDP为核心的相对经济绩效指标展开地区间的锦标赛式竞争博弈；围绕辖区的资源及资本集聚为核心,地方政府主要采取了吸引资源流入和限制资源流出的双重策略。企业跨地区并购的动因,是企业微观经济利益动因、产业整合动因和政府干预动因的动态耦合。中央政府为追求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集中度提升的政策目标而积极推动跨地区并购；而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及资源禀赋差异性等方面的考虑,对跨地区并购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要素吸引型政府积极激励区外企业跨地区并购本辖区的目标单位,而持保护型策略的地方政府则对跨地区并购采取抵制态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政府竞争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的一般机理模型。第二,基于政府竞争的制度背景,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政府竞争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式分权及政府竞争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基于经济绩效和政治晋升的综合考虑,通常会选择吸引要素流入和限制区内要素流出的占优策略,而中央政府则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战略目标,积极推动企业跨地区并购投资。首先,地方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财政支出等优惠措施和公开竞争手段,大力吸引外地资本通过跨地区并购流入本地,促进了企业的跨地区并购投资。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和控制权收益的考虑,利用并购审批、行政规制等非公开手段进行隐形地方保护,阻碍区内企业的跨地区并购行为,限制本地区的要素流出。同时,主并企业的地方国企身份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对跨地区并购偏好的阻碍效应。最后,中央政府通过制定跨省域的一体化发展战略、中央企业的示范效应等,不仅积极引导和推动着企业跨地区并购交易的顺利开展,而且能够弱化地方保护主义对跨地区并购的不利影响。第三,系统分析并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竞争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的影响。鉴于中央政府主要关注国家总体层面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层面的结构优化,因此,本部分主要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的微观绩效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式分权和政府竞争的制度环境,不仅影响着企业并购投资的区域选择,而且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也具有促进效应和阻碍效应。一方面,地方政府基于优化资本区域配置及企业并购式成长的“顺市场”竞争战略定位,对本地企业和跨地区并购企业采取“一视同仁”的公平对待,从而为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环境保障。同时,积极的“顺市场”竞争形成了地区间竞争水平及竞争策略的差异化分布,为主并企业通过跨地区并购形成的资本跨区域布局而进行“制度套利”创造了机会。并购双方所在地区的竞争策略的差异性越大,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绩效越好。“制度套利”租金,主要通过财政补助收入的中介桥梁作用提升跨地区并购绩效。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及主并企业“引税动机”的担忧等方面的考虑,对跨地区并购企业采取“差别化对待”和“歧视性政策”等,从而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产生阻碍效应,地方保护主义越强,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绩效越差。并购双方政府所在地区的竞争针对性和竞争强度的存在,会进一步强化地方保护主义对跨地区并购绩效的负向影响。第四,针对地方政府竞争可能导致的“博弈困境”和“低水平均衡”及跨地区并购中的体制性障碍和制约因素,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主并企业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和管理启示。应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引导与规制功能,构建跨省域一体化合作组织并完善地区性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等,改变以地区GDP为导向的单一经济指标考核,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等以推动企业跨地区并购行为的开展。地方政府应在明确自身定位及角色转换的基础上,尽量减少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的不当干预；树立合作共生的新型理念,通过优势互补和强强联合实现政府合作盈余的最大化。对主并企业而言,应在综合考量宏观制度背景和自身竞争优势基础上,制定恰当的跨地区并购战略并选择合适的目标单位,树立合作共赢的整合理念,充分调动并购中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并提升并购绩效。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将政府竞争理论引入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研究中,研究视角新颖。在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中国式分权及政府竞争的制度背景,自然成为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投资的重要情景因素。而政府干预影响企业并购的相关文献,主要关注和强调了政府干预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并购的不利后果,特别是对地方国企并购的负向影响。既没有深入挖掘政府干预背后的政府竞争背景,也缺少对政府干预的正向效应的全面剖析。本文运用政府竞争理论解释我国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现实困境,系统分析政府竞争影响跨地区并购的内在逻辑和主要路径,拓展了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研究视角。(2)构建了政府竞争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偏好的理论框架,丰富了政府竞争理论和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研究成果。以往文献主要分析了政府竞争对资本投资总额的影响,忽视了资本流动的方向性、投资来源及投资方式的异质性等。本文根据政府竞争理论、并购理论和博弈论等多学科理论,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系统分析并构建了政府竞争影响跨地区并购偏好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顺市场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分别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具有促进效应和阻碍效应,主并企业的地方国企身份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效应；而中央政府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和央企的示范效应等,不仅推动了企业跨地区并购,而且还能够减弱地方保护主义的负向影响。这些结论和观点有助于丰富政府竞争理论和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研究成果。(3)运用数理推导方法,构建了地方政府的“顺市场”竞争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的内在机理模型。在将并购交易区分为顺流交易和逆流交易的基础上,选择企业所得税负担和托宾Q比率的变动值作为核心变量构建简单模型并进行数理推导,系统分析在顺流并购情况下并购双方所在地的“顺市场”竞争策略对跨地区并购绩效的影响。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顺市场”竞争形成了地区间竞争水平的差异化分布,为主并企业通过跨地区并购进行“制度套利”创造了机会；并购双方所在地的竞争水平的差异性越大,跨地区并购绩效越好。这些研究结论不仅能够深化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理论研究成果,而且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的提升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