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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模式——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主要集中在官僚制的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应变力差等方面。本文试图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对这种批判进行再审视，新公共管理所作的批判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与官僚制不同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对理性官僚制的改进和回归。官僚制仍有其生命力，尤其是在行政环境与新公共管理发生地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理性官僚制不足的状态，应建构如下的行政发展模式：汲取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同时有选择地吸纳新公共管理的部分建议，实现发展中国家公共行政的超越——走向后官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