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的目标指向，是政策制定者代表的国家、社会或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这种目标指向体现了公权力运行的价值选择，据此可以肯定的是，现代政府管理提供的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产品。公共政策是公众选择的结果，本质是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即所谓的“公共性”。“公共性”是现代公共政策分析最基本的价值范式，这也意味着公共政策的制定要以“公共”为考量。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强调了“公共性”这一公共政策应然状态的研究，据此我们习惯认为公共价值内嵌于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但实践中，公共性的缺失是实然状态，其制定也不必然基于公共价值考量。私人利益极大地影响着国家自身的决策过程，同时决策者的主观故意使地方政策成为服务于少数人的私人产品，这就具有了国家俘获的特征。
　　国家俘获是一种系统性的政治腐败，指由私人或公司操纵正式程序(如法律和社会规范)和政府官僚机构的方式，以便影响国家制定出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和法律。现阶段，公共政策中的国家俘获行为是导致地方政策公共性缺失的重要原因。通过搜索案例发现，在我国是存在政策被俘获的倾向的。
　　通过理论工具分析，结合案例可以发现在我国地方政策出现国家俘获的现象原因包括客观上转轨时期制度环境，也包括主观上决策过程的疏漏和企业的政治行为。在制度环境方面，主要源于政府依旧控制资源配置、地方政府受到利益驱动、政策模糊和政策裁量权共同存在以及公共政策的属性；在决策过程方面，出现了政策技术性强、决策主体的短视行为、政策过程的信息梗阻等问题；同时政企沟通的正式渠道不畅而非正式沟通缺乏管制刺激了企业采取政治策略。
　　为了规避地方政策中的俘获行为，使政策回归公共性，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必须深化制度改革，对规制环境进行治理；第二，要完善决策流程，填补漏洞；第三，推进公民参与决策，强化社会问责制；第四，规范政企关系，治理社会生态。通过固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完善公共政策决策体制，才是公共性回归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