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发行时间最长、影响巨大的《大公报》的第一任总编辑,不仅为《大公报》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而且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奉行的“四不”方针,作为中国职业报人独立意识的第一次觉醒,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至今都是新闻人向往的职业坐标;而托马斯?巴恩斯作为号称英国“现代新闻事业鼻祖”,发行逾200年的《泰晤士报》的第一任总编辑,则为《泰晤士报》奠定了自由、独立的基调,为其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本文将对两位大报主编在新闻实践及新闻思想上的异同进行全方位的诠释,并就其异同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文章首先对张季鸾与托马斯?巴恩斯的新闻实践活动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扫描,其次从新闻业务和新闻观念两个方面对其新闻思想的异同进行了比较,最后从个人经历、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方面就其新闻思想异同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不论是在人生经历上,还是在新闻业务上和新闻理念上,二者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如重视言论、注重新闻独家性等;就二人为中英两国新闻业的贡献而言,他们分别开启了中英两国新闻业的现代化进程,使报纸和报人开始了真正的职业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传统的主导下,二者的新闻思想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张季鸾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及报恩思想的影响,其主张的言论自由和新闻专业主义是为“家国思想”服务的,而巴恩斯生活在英国社会改革浪潮风起云涌的年代,加之自小接受西方自由式的教育,其主张的言论自由和新闻专业主义则主要服务于当时的经济发展、社会改革及《泰晤士报》本身经济利益的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