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本地化措施是国家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一种方式。随着数据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有关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方案也成为了谈判焦点,各方对如何在促进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与保护数据安全之间实现平衡意见不一。当前我国数据本地化措施更侧重于维护一国的国家安全、数据主权与个人权利,其在网络空间中表现为数据管辖权,主张依据传统国家管辖原则将重要数据存储在境内,避免别国擅自管辖。然而,不论是对于我国数据本地化措施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目的的正当性,还是对于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具体规则设计是否具有合理性,都存在不少争议和质疑。一些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反对者认为该措施对数字经济施加了不当干预和限制,有违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主旨的现行国际贸易规则,形成了贸易壁垒,因而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还有些质疑者认为数据本地化措施的规则设计对于实现其立法目的和在安全与效率之间达到一定平衡来说存在明显缺陷而欠缺合理性。针对正当性质疑,从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和保障某些私人权利的角度来说,数据本地化措施具备其正当性。首先,从价值层面看,我国数据本地化措施的立法目的与保障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相符合。作为资源宝库的数据既是各方竞相追逐的对象,同时也存在着安全隐患,因为数据承载的信息可能涉及国家、社会、公民各个方面,一旦被境外势力或是一国政权恶意监控、滥用,将可能对一国国家安全还有个人权利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并且难以清除。因此,从保护国家安全与保障个人权利角度来说数据本地化措施有其正当性。其次,从规范层面来看,我国数据本地化措施的有关立法内容符合我国业已签署的相关国际规则。我国原则上让数据存储本地的国内法要求,被不少国家质疑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TO）协议下承担的义务,筑起了新的贸易壁垒。事实上,当前已有超过60个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对数据本地化措施作出明确规定,无论是从国际范围的实践还是规则本身内容来看,我国立法中的数据本地化措施都是基于国家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及个人隐私权保护而做出的正当选择,其对国内外企业同等适用,作为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个人隐私的必要手段,可援引WTO有关例外条款合法存在。至于此类数据本地化措施是否有违我国在某些国际投资协定中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保持谨慎态度。因为虽然国际投资协定目前仍以实体经济为主,但难以保证将来不会涉及数字经济、对数据跨境流动中的投资者利益予以保护。我国当前数据本地化措施相关立法中的模糊性规则可能存在不符合投资协定中有关投资待遇条款中所设定的符合投资者合理期待义务的风险,应当在数据本地化立法中对一些原则性规定予以细化,完善与数据跨境流动有关的法律体系。面对关于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合理性质疑,就我国而言,在现行法的具体规则设计中的确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改进。这些不足主要表现为数据分类标准不明晰、数据监管机关的欠缺及监管制度不完善、关键设施运营者的范围不明等。对此,建议在平衡安全与效率需求的前提下进一步细化规则,例如,为数据确定合理的分类标准,明确义务主体的范围与内容,建立专门的数据监管机构并确定其具体职责范围等。此外,从国际合作方面看,我国需要寻求构建数据跨境流动的互信机制,形成区域网络命运共同体并相应展开区域经济合作,建立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区域合作法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