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我国首例对转售价格维持协议(RPM)行政处罚的司法审查案“海南裕泰案”由海南高院作出终审判决。由于本案中海南高院对RPM垄断协议的认定与“强生案”中上海高院的认定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法律立场,其判决在作出后备受关注。一直以来,RPM都是反垄断领域备受关注和讨论的对象,但由于其经济效果的复杂性和我国法律相关规定的模糊性,对RPM适用何种规制原则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部分学者基于RPM的正面竞争效果与个案正义的立场,认为应考察其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即对其适用合理原则。另一部分学者则基于RPM的负面竞争效果与法律逻辑的立场,支持适用可抗辩的违法推定原则。同时,法院系统和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垄断协议认定所需的构成要件这一问题上也长期存在严重分歧,“海南裕泰案”作为我国对RPM行政处罚的司法审查第一案,不仅是双方之间观点的首次直接交锋,更使得法院系统内部也出现了观点分裂。因此,本文以“海南裕泰案”为切入点,通过梳理法律实践中的案例,指出RPM规制原则存在的分歧现状,并结合对欧美RPM规制原则的分析,对两种主要适用原则进行了深入探讨。首先,笔者认为提供法律制度保证的反垄断法虽确实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之上,但既然已经上升为法律,就应当尊重法律特有的规则。在对法律存在不同理解时,应先将各种理解放到现有法律体系中,如若不同理解都与其他法条无冲突、与法律体系相契合,则可再进行下一步讨论。而海南高院的判决立足于我国现行的《反垄断法》,从法律本身出发,通过对法律用语、法律体系的解释,对适用可抗辩的违法推定原则进行了观点论证与本质澄清,具有示范意义。其次,由于我国《反垄断法》在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深受美国与欧盟二者影响且上述两原则也起源自域外,故而笔者希望通过分析欧美RPM规制原则形成及变化的原因,为我国RPM规制提供经验上的借鉴。欧美作为反垄断法的先行者,其对RPM的规制是随着其本地区经济、政策、以及相关理论的变迁而发展变动的。因此,笔者认为对RPM规制原则仅进行理论层面的讨论是空泛且缺乏实践意义的,我国对RPM规制原则的选择同样也不能脱离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与具体国情而盲目机械地照搬,在RPM对竞争具有复杂效果且无法断定哪一效果更为显著这一情况下,基于错误成本分析,在我国市场完善程度较低的现阶段,应选择更为严格的规制标准,而从法律实施的可行性角度分析也同样说明适用可抗辩的违法推定原则较为恰当。对于“海南裕泰案”中海南高院对适用原则的论证,笔者在肯定其基于法律解释立场适用可抗辩的违法推定原则之余,对判决论证中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质疑。同时,针对我国目前对RPM的规制现状,笔者提出了完善我国RPM规制原则的相关建议,希望由此进一步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市场运行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