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分子的历史发展中,媒介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学术上有着可供探索的巨大空间。尤其是在当下的情形中,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知识分子媒介化的现实。在分析了前人对知识分子一词进行的界定之后,本文认为多数的概念缺少具体的时空背景,因此笔者认为知识分子的界定为:在一定社会背景中频繁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占据一定文化资本的人。在这样的一种认识基础上,本文简要叙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归纳出了其中的规律。笔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经历了乡村性——城市化——媒介化这样一个宽泛意义上的演变。由此,笔者提出了知识分子媒介化这一概念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上的界定:所谓历时性是指,知识分子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与媒介发生相互的作用,媒介从一种工具属性而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主体属性,与此相对的是知识分子从媒介的驾驭者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媒介的附属。共时性是指知识分子在当今媒介化社会中,被吸收进媒介的逻辑和空间,变成了一种媒介化的生存状态和现实。也就是说,随着媒介从工具属性转变为具有主体属性,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的被逐渐的媒介化。在界定了概念之后,笔者分析了知识分子媒介化的两个背景:传播和媒介,并指出了媒介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和塑造。文章认为媒介技术经历了从口传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到数字媒介的变迁,与此相对应的是知识分子也经历了贵族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个人文化的变化。弄清了上述事实之后,笔者以梁启超和易中天为例论述了知识分子媒介化在历时性上的表现。尔后笔者重点描述了知识分子媒介化的共时性表现:知识分子成为一种身份符号;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话题不断被媒介报道和“晾晒”;电视知识分子迅速走红;知识分子的博客化生存。在文章的第三部分,笔者分析了知识分子媒介化的原因。在社会因素层面,笔者认为有三个思考点:社会的媒介化、大众文化的勃兴和资本对学术的渗透。在媒介因素方面也有三个点:媒介权力、媒介占据意义生产的核心位置和受众的流失。而在知识分子因素方面,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和边缘化。在文章的最后,笔者认为应该辩证的看待知识分子媒介化的现实,既要积极理解,也要谨慎对待。在此基础上,知识分子应告别工具,重建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并在数字媒介时代创造一个知识分子和媒介和谐关系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