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对股权结构的深入研究，股东异质性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资本市场中诸多的大股东纷争案例正是现实写照。大股东之间的利益之争从股权之争，转向董事会控制权之争，争夺控制权的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这表明不同类型股东之间的利益格局可能不再完全取决于持股比例，还需考虑其对控制权配置等多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和在资本市场环境中所处的地位问题。不同类型股东之间势力格局的识别迫切需要新的理念来指导。　　从生态学视角，将股东在股东生态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扮演的角色隐喻为股东的生态位，通过挖掘相互之间的生态关系，来识别和研究不同类型股东之间的势力格局，并协助其调整各自的生态位位置，以避免恶性竞争，或将恶性竞争转化成有序竞争，促进不同类型股东的和谐共生。因此，将生态位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相结合，揭示不同类型股东的生态位位置，以盈余管理为例研究其经济后果，深化了现有的股权结构研究，丰富了公司治理理论，为监管部门和公司管理实践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本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归纳如下:　　(1)股东生态系统的研究。第一，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制度背景，界定了股东生态系统的内涵。第二，明确了股东生态系统的构成。它由股东生态主体、股东生态环境和股东生态调节机制三部分构成。本论文从股东性质、持股规模、股权关联和侵占行为四个维度出发，根据适者生存理论和亲缘选择理论，将股东生态主体划分为掠食型股东、优势型股东、建群型股东、从属型股东和伴生型股东，进而明确了股东生态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与股东生态内部和外部调节机制。第三，分析了股东生态系统的生态特征和网状结构。拓展了股东层面研究的范畴，为后续股东生态位的研究指明了具体的研究对象，为股东生态位相关模型的设定提供了所要考虑的股东生态因素。　　(2)股东的生态位位置和股东角色研究。第一，明确了股东生态位的内涵构成，界定了股东生态位的概念。股东生态位的研究对象是股东生态主体，其主要研究的内容包括股权资源禀赋状况、股权关联状况和内部环境中的控制权配置等。第二，分析了不同类型股东的生态位特征，揭示了各自在系统中占据的生态位位置，识别了不同生态位股东的权力和利益结构。第三，阐述了不同生态位股东在系统中扮演的角色。掠食型股东的生态位宽度大，位于控制权链条的上层，扮演着“主宰者”的角色;优势型股东生态位宽度较大，在制衡掠食型股东、保护其他类型股东利益和营造公司良好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系统中处于仅次于掠食型股东的地位，扮演着“关键者”的角色;建群型股东往往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方式整合各类资源，在系统中扮演支配者的角色;从属型股东和伴生型股东生态位宽度小，与其他股东间的生态位重叠度也小，在系统缝隙中求得生存，处于弱势地位，扮演着“缝隙者”的角色。这为处于弱势地位的股东数量没有减少，反而与强势或优势股东长期共存的现象，提供了生态位视角下的解释。　　(3)股东生态位测度模型的构建与股东间生态关系的研究。第一，在修正传统生态位模型的基础上，将不同类型股东对股权资源禀赋、股权关联状况和控制权配置等多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和相似程度纳入模型研究范畴，构建出了股东生态位宽度模型、股东生态位重叠度模型和股东生态位健康度模型，将定性描述定量化。第二，基于参数检验分析了股东生态位各参数随产权性质、行业和年度变化表现出的差异性。第三，理论分析了股东间的生态关系，并引入Lotka-Volterra模型，案例研究了股东间的生态关系状态，发现不同生态位的股东之间存在“正”循环方向的促进作用和“逆”循环方向的抑制作用，有利于识别股东间的势力格局，深化了对股东权力和利益结构的认识。　　(4)股东生态位经济后果的研究。第一，明确了股东生态位经济后果研究的视角。第二，以盈余管理为例，研究了股东生态位的经济后果。在理论分析不同生态位股东影响盈余管理的机理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第三，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以逐步回归的方式检验了不同生态位股东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只有优势型股东生态位宽度与真实盈余管理呈显著负相关，起到制衡掠食型股东的关键作用，有利于保护缝隙中求生存的从属型和伴生型股东的合法利益，但股东生态位重叠度越大，越不利于抑制盈余操纵行为，为不同生态位股东选择生态调整策略提供了可靠依据;股东生态位的健康度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临界点在0.25-0.35之间，有助于将股东生态位的健康度限定在临界点附近，实现不同股东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