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有了极大的飞跃,人民生活水平的也在不断提高,但与之相匹配的劳动者收入水平却增长缓慢。工资不合理的分配带来巨大社会影响,加之劳动者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劳动者对于自身合法权利受到侵犯的事实不再默不做声,劳资冲突逐渐加剧。劳资双方的对立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更是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纵观发达国家的立法与实践经验,集体谈判在缓解劳资冲突、维持劳资关系稳定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劳资冲突与对立中,劳资双方有效的对话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集体谈判正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在法律的框架内、制度的保障下,劳方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与资方进行不断的交涉,提出双方冲突的矛盾所在,并积极的解决问题。劳方在谈判地位、谈判力量上处于相对的弱势,集体谈判在平衡劳资双方的力量,保障劳动者的集体诉求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劳动者运用最广泛的有力的武器。我国尽管对于集体谈判有所规定,实践中也具体操作,但立法并不完善,实践中也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对于我国的集体谈判法律保障制度的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我国的集体谈判中存在的问题出发,从立法与司法实践两个方面入手。我国的集体谈判法律保障制度在立法上规定的较为笼统,指导性较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集体谈判流于形式等问题。同时,深入挖掘集体谈判背后的理论,对集体谈判的理论基础从产业关系与法学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在产业关系的视角下,集体谈判要实现劳方、资方与政府三个主体之间的目标,协调多元化的利益冲突。在法学视角的下,分析集体谈判权多维度的权利属性,认为集体谈判权属于人权,并属于人权中社会权的范畴。从权利的分类上,集体谈判权属于劳动者的一种特殊的第二性权利。从权利的属性上,集体谈判权是谈判双方对于谈判事项的协商一致,是一种私权;集体谈判的结果在谈判双方之间有着立法的效力,但没有普遍约束力,是一种“准公共权利”。接着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参考美、德、日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总结发达国家在集体谈判运行的四个借鉴意义——完善的立法、强有力的工会、健全的集体谈判程序和完善的集体争议解决机制。在此基础上对于我国集体谈判法律保障制度的建设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认为我国的集体谈判应当从加强工会代表权入手,全面开展基层工会民主选举制度,同时加之完善的立法,政府的合理角色定位,以保障集体谈判制度在我国有效的运行。本文的结论部分立足于我国的文化背景,思想背景,在总结集体谈判法律保障制度的问题后,提出我国与国外的文化土壤的不同,直接进行法律移植不现实,指出对于不同的制度需要关注其背后的背景。最后本文指出,集体谈判的保障不仅仅在制度方面,更要在思想方面,劳动者意识的转变才是集体谈判制度在我国有效运行的最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