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明确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2019年11月17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有关行政协议案件在审理过程中的部分问题进行了更加明确细致的规定,使得行政协议更加受到关注。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大,经济的不断发展,公私合作日益密切。同时行政机关基于市场经济背景,单纯的公权力主体身份已经难以满足与公民关系的深度建立,在特定情况下也需要通过与私人之间的合作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公共利益的保护。合作共赢的理念,经济新形势的发展,市场发展的需求,使得行政主体身份在实现职能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转换,其与私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也蕴含了更多丰富的内容,作为兼具“行政性”与“合同性”载体的行政协议更加广泛适用,从而使得各方对公权力行使的关注越来越高,而行政协议优益权作为行政主体实现其职能的重要方式,也体现了公权力的行使,但是结合当前实际实施情况,其在属性界定以及法律原则性规制和制度规制方面仍然存在亟待完善之处,因此行政协议优益权如何能够被规范适用也成为一大问题。首先本文对行政协议及优益权进行了理论分析,将其与行政权力进行区分,肯定了其基于行政协议存在的权利属性,但同时也承认其为权力行使提供的正当性基础。之后通过对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裁判的数据与案例进行整理与实证分析,总结当前优益权于我国的立法现状以及实践现状,发现其覆盖领域窄、数量少、分布分散以及裁判适用僵硬等可改进之处,从而发现行政协议优益权在我国适用中存在的立法与实践衔接不畅、规制体系不完善、滥权存在可能性等现实问题,为探究规制路径提供实证支撑。其次,通过问题的发现,探析我国对于优益权的规制问题,从规制的必要性出发,通过借鉴行政过程论等理论经验以及法国、德国等国家具体的实践经验为具体的规制提供支撑。之后,分别从诚实信用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公平原则、比例原则等不同的遵循原则、预防性程序与救济性程序等不同的程序、协议涉及的不同的主体、司法介入与非司法介入等不同的救济方式出发,探析各主体身份关系的转变以及相应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从而为优益权如何在行政协议领域行使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实际作用提供原则性以及制度性规制的思路。最后,针对优益权当前的适用问题,通过完善理论体系、建立健全预防制度与救济制度相结合的完备立法体系、完善协议订立、履行、救济程序制度、以及建立类案解决机制等方式,做好立法与实践的衔接,学理结合实践,事前预防结合事后救济,原则性规制与制度性规制双管齐下,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实现提供保障,为行政协议优益权更好的实现设定的功能创造尽可能大的空间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