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政党政治的历史发展可以明显看出,政党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政党的变革史。历史所验证的事实是,没有哪个政党的发展壮大不是经由自身变革而实现的,也没有哪个缺乏自我变革能力的政党能够摆脱最终衰亡的历史命运。这就要求任何政党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自身发展的需要来不断调整自己。本文是关于二战后澳大利亚工党变革的案例分析。澳大利亚工党自1891年成立以来一直对自身进行着适应性调整,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因澳大利亚社会转型而给工党带来的新挑战层出不穷,为了克服发展中的难题,澳大利亚工党对自身做出了全面而深入的变革。本文以政治系统的输入——转换——输出——反馈为分析路径,主要采用了社会生态学研究方法对二战后澳大利亚工党的变革进行了系统研究。论文除导论部分外,主要内容包括六章正文部分和结束语。第一章是对政党变革基本理论的分析。本文从狭义上将政党变革界定为政党对构成自身的意识形态、组织体系、政策主张、活动方式等核心要素进行的调整,认为政党变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政党在变革的过程中必须要使各要素通过不断整合而在整体上保持和谐统一。政党变革的原因很复杂,无论是外部因素还是内部因素,其对政党变革的刺激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综合起来看,影响政党变革的因素可以归结为环境变化、领袖更替、目标引导、危机刺激四个主要方面。政党变革的分类标准很多,本文主要依据变革的程度、变革的态度、变革的方式以及变革的动因四个标准对政党变革的分类进行了综述。另外,基于政党变革是围绕政党自身发展和发挥作用的现实需要来开展的,本文将主要从政党目标、政党社会认同、政党适应性三个主要维度对政党变革设定评价指标。第二章是对1949年前澳大利亚工党成立和发展的历史考察。在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阶级结构两极分化、议会民主制渐趋完善以及全社会充斥着种族主义狭隘思想的社会背景下,澳大利亚工党于1891年建立,并在1891-1949年间逐渐从一个周旋于老党之间的政治帮手发展成了澳大利亚政坛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从主要特点上来讲,澳大利亚工党是在工会运动的支持下,以劳工主义为旗号,并以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走上政治舞台的。因此,二战前的澳大利亚工党具有明显的劳工阶级色彩,是典型的“劳工党”。另外,囿于时代的局限,二战前的澳大利亚工党无论是在政策纲领还是在组织运行中都充满了浓郁的狭隘色彩。澳大利亚工党在二战前的特征具体体现为：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组织体系封闭、保守而涣散,政策主张极具阶级保护主义色彩,主要借助人力和报纸开展日常活动。第三章是对1949-1975年间澳大利亚工党第一轮变革的考察。20世纪50到70年代中期的澳大利亚已经在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因社会转型而引发的产业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必然会使根植于澳大利亚传统经济和社会土壤之中的工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与此同时,东西方的“冷战”也不可避免地使身处左翼行列的澳大利亚工党深受波及。除此之外,工党内部因在共产主义态度上的不一致而在1955年发生了分裂,分裂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工党在1949-1972年的23年长期在野。在此情况下,如何顺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并加强党的团结成为工党在1949-1975年间进行变革的主题。在具体的实践中,工党通过确立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调解思想分歧、通过组织内部权力的再分配平衡党内政治力量、通过重构阶级保护主义政策协调利益矛盾、通过调整同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关系宣示政治立场。历经变革的工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因客观环境变化和党内分裂而带来的选举失利,终于在23年之后重返执政地位,但工党在变革中出现的失调现象也暴露出了其变革能力的不成熟。主、客观环境的改变迫使工党在变革中部分放弃了传统上作为左翼政党的价值理念,但此时工党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政党性质还没有完全转变。第四章是对1975-1996年间澳大利亚工党第二轮变革的考察。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经济的衰退、“橄榄形”社会阶级结构的形成、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以及电视新媒体的发展使工党的传统发展模式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1975年,惠特拉姆工党政府因在经济管理中出现了重大决策失误而在仅仅执政3年后匆匆落败,之后直至1983年与执政无缘。在此情况下,顺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并提升执政能力,尤其是提升经济管理能力以重新赢得选民的信任便上升为了工党在1975-1996年间的变革主题。工党围绕执政能力建设所采取的变革措施主要包括：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化、为党的政治实践提供组织上的支持、在进一步弱化阶级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开始关注新的政策议题、借助电视平台展示执政能力,等等。从变革效果上来看,这一时期的变革换来了工党13年的长期执政,但工党在执政的过程中因意识形态的右转而没有处理好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另外,这一时期变革的深化已经使工党发生了质变,具体体现为变革中的工党已经具备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性质。第五章是对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工党第三轮变革的考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因苏东剧变引起的世界政党体系的大调整、因“冷战”结束引起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因互联网发展引起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大转变等,在深刻地改变着澳大利亚社会的同时,也在深层次上引导着工党的未来发展。1996年,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下生存的工党再也无法承受因丧失身份特征而带来的生存之重,1996年到2007年11年间的连选连败警示着工党：只有树立起一个全新的政党形象才能化解身份危机。在此情况下,顺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并塑造身份特征成为了工党在1996年以来变革的主题。对此,工党确立了“第三条道路”的指导思想,以开放、民主为价值导向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以平衡效率与公平为基本原则对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进行了调整,并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在竞选活动中宣传党的形象。经过变革的工党重新出现了“左转”的迹象,但工党仍然没有准确定义自己的政治属性。而“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标志着工党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终结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最终确立,工党也因此而在实践“第三条道路”的过程中强化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性质。第六章是对二战后澳大利亚工党变革的思考。澳大利亚工党在二战后的变革中体现出了鲜明的特征：第一,工党在二战后所进行的三轮变革均始于在野时期,都是工党在野困境下的被动行为；第二,工党在二战后的变革是从“劳工党”到“全民党”的转变,是工党在选举利益驱使下的实用主义行为；第三,工党在二战后的变革是根据澳大利亚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有序调适,是充满温和色彩的渐进行为。从变革结果上来看,工党的首要目标间或得到实现,但“社会主义”目标却渐行渐远；工党一定程度上得到跨阶级的支持,但在工人阶级中的支持率却严重下降；工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得到某些强化,但利益代表功能却逐渐弱化；工党组织的运行效率得到提高,但组织基础却出现松动。从二战后澳大利亚工党的变革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第一,因社会环境变化而带来的生存挑战是任何政党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社会环境的变化是政党变革的根本原因,因此,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是政党变革的逻辑起点；第二,政党对长远目标的追求要以短期利益的实现为基础,但对短期利益的追求不能以无底线地牺牲长远目标为代价,只有将短期利益的实现与长远目标的实现相结合才能实现政党的长远发展,因此,处理好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关系是政党变革的基本要求；第三,党组织的建立与维护是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行为,政党变革的全部工作都必须通过健全的党组织来实现,因此,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政党变革的重要任务；第四,政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发挥其作为国家政治主体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因此,提升治国理政能力是政党变革的价值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