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末西学传入,中西两大知识、思想系统交流、碰撞和融合,使得知识与思想的语境进入了一个新的“万国时代”。在“学术传教”路线的影响下,西方科学技术借助科学书籍的译著形式不断传入中国,其中以自然科学类书籍影响最大,因其主要有三个特点:重视实测、实证,借数寻理,重视逻辑推理。自西学东渐始,儒家士人逐步接纳了西方天文学的“地圆说”,注重将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的实证方法、形式逻辑方法联系起来,特别是尝试使用西方欧氏几何学方法构造哲学体系。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到清代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无徵不信”为特征的乾嘉考据学。乾嘉考据学的鼎盛期(1736-1820),也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说时期。此时经学研究的考据热浪已显退潮端倪,儒士们除了重塑乾嘉汉学之“以发掘和恢复失传的汉代经注为主要的学术导向”的传统,更多的关注它的价值取向。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焦循(1763-1820)生逢其时。　　研究焦循亟需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焦循为什么要选择释《易》？二是支撑他释《易》的数学原理是什么且数学又是如何接通了中西？三是为释《易》他做了哪些努力和尝试,他的哲学诉求是什么？　　多年苦寻祖父的问题的答案无果,更加坚定了他要实现贯通《周易》的决心。在《几何原本》的影响下,他先后完成了诸多天算学和数学著作,提出了“理本自然”、“名后法先”、“数先形后”的数学思想。他通过数学计算明确了《周易》的“衍数”和“用数”这两大核心要素的基本情况。他运用朴素的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演绎方法,借助旁通与时行、当位与失道、相错与比例、乘方与天元、齐同与比例、假借与转注等形成了易学的“变通”思想,即“二五变通为易”,以此来探寻《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间的运动变化的内在机制,不囿于汉易象数与宋易义理而独树一帜。他自认为对于《周易》的解释是接续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并自诩为孔子之后唯一一人,这与他想通过《周易》来阐发他的“假卜筮行教”的理念是分不开的。在诠释《周易》的过程中,焦循将伏羲由神变成圣人,将天地有神论的思想降为无神论,即天地为“物”,也即品物流行,爻有等也。　　因为数学的介入,《周易》的感应思维和玄理的成分被抹掉,真正实现了“测天之法测易”。他在重新解读《周易》的同时不自觉的已经把它逼到了被解构的边缘,所以他对《周易》的解释处于维护传统与破坏传统的“矛盾张力”之中。他主要利用排列组合、乘方,将《周易》的阴阳和奇偶变成了甲、乙、丙、丁的抽象图示,已然具有了一种形式逻辑的思维启蒙。这种由抽象理论所构造的《周易》是可以计算的,同时也就脱离了宋易玄理式的先天之说和太极无极之说的研究范式。一切都依靠数学作为支撑,因此真理不再依赖争论和玄想,而是直观自明。在第谷体系的影响下,借助本轮、均轮的论证,中国传统的盖天说、浑天说等思辨的经学宇宙论面临一种被解构的威胁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