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口比重的逐步增加使得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及福利水平的改善与提高不仅是关系老年人自身的福利问题,还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同时“健康问题”是老年人关心且与其相关的首要问题,也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国出台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纲要指出健康的行为及生活方式是实现健康的主要路径。而近年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我国当下的主要矛盾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追求美好生活也是老年人的内在需求,而“旅游活动”因其具有的“幸福感”及“健康特征”的双重特性成为了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提高的有效路径。在此现实背景之下,旅游活动与老年人健康之间的关系成为此领域研究者亟需关注的研究问题。学者主要从旅游活动为老年人带来“好处”的视角、社会旅游视角及健康旅游视角对此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如健康好处的视角研究发现旅游过程中接触自然阳光的照射可为老年人带来维生素D、非常好的睡眠质量、可以降低患压力性疾病的风险等。但已有的研究尚存在一系列问题,表现为:理论基础薄弱,未有统一的研究框架或研究理论进行支撑,也缺少与相关学科的理论对话;研究的方法较为局限,主要采用访谈法进行研究,由此导致只能对研究问题的特征事实进行描述,或产生采用问卷调查法得到的截面数据进行研究而无法实现对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定量估计等问题;研究的内容局限,更多的研究集中于老年旅游市场,较少关注旅游活动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及在统一的研究框架下对此基本问题的细致研究。基于实践的需求与当下理论研究的不足,本文选取“旅游活动对中国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回应了时代的召唤,还可在研究中对旅游活动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进行梳理,通过构建一个统一研究框架,以及在研究框架之内的定量分析,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解决的问题有:旅游活动对老年人健康是否有影响?影响是简单的影响,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路径有哪些?影响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是什么?机制中涉及的主要变量有哪些,即主要的前因变量、结果变量、中介变量、情境变量是什么?为了解决主要的研究问题,本研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主要的研究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构建一个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论模型,此模型不仅包含本研究想要研究的主要问题,还包括了旅游活动对老年健康影响的前驱机制及传导机制,它是一个旅游活动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综合性研究框架。此外为了使研究具有科学性,本研究还选取了理论框架中的典型研究变量进行了实证估计。在具体的操作中,为了解决现有研究未有成熟的理论进行支撑及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问题,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获取研究数据,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通过对访谈文本编码分析的方式获得了与研究相关的主要范畴,并分析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构建了理论模型。在后续实证分析中,为了解决调研的截面数据无法进行因果推断问题及针对本研究调研的样本只有老年旅游者样本而缺乏老年旅游者未旅游状态的样本等造成的样本选择性问题,本文选用倾向值得分匹配估计（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解决此内生性问题,主要为将中国健康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CHARLS）库中从未有旅游活动的老年人样本通过倾向值得分匹配（PSM）的方法与依据本文研究目的所进行问卷调查获得的具有旅游活动的老年人样本相匹配,最终估计出旅游活动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ATE）。为了对旅游活动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机制,也即作用路径进行估计,在理论模型构建的基础上,本文选取旅游活动频率、旅游活动经历及当下所处的旅游天数等旅游活动的代理变量;选取自评健康、身体机能、慢性病数量、抑郁倾向、日常社会交往能力和旅游中社会交往能力等作为老年人健康状况的代理变量,以此估计旅游活动效果在旅游活动的不同要素与老年人健康的不同方面中的多维中介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了整体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同理,为了估计情境因素在旅游活动对老年人健康影响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本文估计了自我效能和旅游活动控制在上述多维变量之间的调节作用。本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理论模型构建的主要结论,二是主效应估计的主要结论,三是机制分析的主要结论,具体内容如下:首先,理论分析的结果显示:旅游活动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作用机制模型主要由老年人旅游活动的决策机制、老年人旅游活动效果的生成机制及旅游活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机制三个部分组成,三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表现在:决策机制涉及到活动开始的内驱力、驱动与限制因素、出游的目的等,它是旅游活动产生的先决条件,也是旅游活动效果产生的对标之处,决策的结果是旅游活动的产品选择、服务选择,是旅游活动具体的呈现形式;而旅游活动效果的生成机制是在旅游决策机制的基础上,对决策结果及其执行结果的反馈,由于执行过程中会受到个人特质及执行中过程控制的影响,则执行结果可能偏离预期目标,也可能达到甚至超出预期目标;在旅游活动对老年人健康影响机制中,活动效果起着中介作用,活动体验效果的不同则导致同样的活动可能对老年人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同时受到老年人个人特质的影响。由于个人特质是因人而异的,这导致从旅游活动的选择、到同样的旅游活动对不同老年人产生的效果,到最终对其健康的影响也都是因人而异的,此时我们可能只能得出某些旅游活动会影响到老年人某方面的健康,但在具体到每一位老人时,则无法精确的预测老年人旅游活动的效果。尽管如此研究结论仍可为老年人旅游活动的设计提供方向:针对老年人旅游团的无差异产品需具备安全性,且行程时间把握符合统计中适合老年人需求的中位数特征,餐饮中的大部分菜品符合大多数人可接受的要求。而针对有特殊需求的老年人,如年龄大的、有较多慢性病的、有某方面旅游产品偏好的、需节奏放缓的等,则需提供定制化产品,定制化产品是满足老年人旅游需求的有效途径。其次,主效应估计的结果显示旅游活动的参与对老年人身体、心理及社会健康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可能表现为身体、心理及社会健康某些变量有影响、另一些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如参与旅游活动将使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分值增加约0.68-0.72,身体机能得分将会增加约2-2.6,慢性病数量将下降约50%;老年人从不旅游到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抑郁倾向得分平均高出约3.2-3.3,抑郁倾向得分越高则抑郁的可能性则越小,此外旅游活动将使得老年人记忆力的衰退减缓,减缓的幅度约为10%左右。而对于社会交往能力来说,旅游活动参与的老年人与不参与的老年人相比,其社会交往能力的均值具有显著差异,表现为旅游中老年人的社会交往能力要优于旅游前的社会交往能力,具体而言,旅游频率不论在日常还是旅游中都在影响着老年人的社会交往能力,而国外的旅游经历则影响老年人旅游中的社会交往能力,曾经有过的旅游经历则对日常的社会交往能力有着显著影响,此外不论是在日常还是旅游中,年旅游天数都对老年人日常社会交往能力发挥着影响作用,这种影响有一个最小值,表现先降后升的U型曲线,而距离上次旅游时间的长短则在影响着当期的社会交往能力,这种影响随着时间距离的延长而减弱。最后,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旅游活动通过旅游活动效果对老年人健康进行影响,“开心”维度在其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而“累”这一维度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自我效能感在当下旅游天数及已有旅游经历与老年人健康状况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对身体机能、慢性病数量、抑郁倾向及旅游中的社会交往等健康方面,而在日常社会交往、记忆力等方面未有调节作用。此外自我效能感在已有旅游经历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日常社会交往及旅游中社会交往的影响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人生中重要事件在旅游活动对老年人的影响中发挥着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人生中重要事件调节着年旅游次数及已有旅游经历对旅游中社会交往能力的影响,也调节着已有旅游经历对老年人慢性病数量的影响。这种调节作用还表现出对某一类群体影响显著,而另一类并不显著的特征,即调节作用表现出了异质性特征。旅游活动控制在旅游活动对老年人的影响中发挥着调节作用,且这种调节作用部分被旅游效果所中介,具体表现为:年旅游次数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受到“旅游节奏”控制的调节作用,且调节作用是通过“累”这一维度的旅游效果进行传导的,即这是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过程。在主效应估计及机制分析之后,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旅游活动对健康的影响在年龄群组及性别上的不同,发现旅游活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在年龄群组及性别上具有异质性。年龄上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不同的旅游变量对老年人不同的组别及不同的健康产生影响,对于高龄老人（70岁以上年龄组）来说,只有以年旅游次数为代表的旅游频率可对其健康产生影响,而旅游经历及目前所处的旅游天数影响并不显著。对于60岁组的老年人来说,旅游经历则可对其社会健康及心理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对于50岁组的老年人,旅游频率、经历及当下旅游所处天数均对其健康的某一方面产生影响,且不仅涉及社会健康及心理健康,还涉及身体健康。性别上的异质性则体现在:年旅游次数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年旅游次数主要影响老年男性的身体机能、女性的抑郁倾向;而对自评健康、日常生活交往及旅游中社会交往则是男女均产生影响,且影响均为正向。还有一些结论需要特别指出,如当下旅游天数的作用,当下旅游天数在对老年人健康的某些方面进行影响时可能为非线性的关系,表现为U型或倒U型曲线,如当下旅游天数对50组老年人的抑郁倾向的影响,回归结果中的一次项显著且为负,而二次项则显著且为正,此时表明:当下旅游天数的增加将使老年人抑郁倾向分值先下降,当达到最低点时,后成上升趋势,也即老年人正向情绪随着旅游天数的增加而下降,但达到某一点时,后成上升趋势。这表明并不是旅游活动对老年人健康只有正向的积极的影响,其影响可能存在一个阀限,超过发现时,正向作用可能变为负向作用,因此要求在老年人旅游产品及服务的提供中无论是老年旅游线路总时长的设计,还是每日游览时长的设计,都要考虑到老年人身体及心理的承受能力,旅游的节奏要有所控制和动态调节,而非目标和任务式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模式。总而言之,旅游活动对老年人影响的作用机制是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涉及到多变量的多路径作用机制,无论是通过深度访谈所做的质性研究还是通过经验数据分析所做的实证研究都论证了这一点:旅游活动对老年人的健康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多路径的、受到不同情境影响的、具有多个变量中介的复杂现象。虽然也存在由于旅游活动过程控制不当及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导致的对身体影响的负向作用,但本研究的结论更加明显的证明了:旅游活动对老年人健康具有积极的影响,这种积极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旅游活动的过程中,也“外溢”到日常的生活中,如提高了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提高了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增加其日常生活中的正向情绪,提升了其日常的社会交往能力,即旅游活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具有提升其日常健康水平的福利效应。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首次构建了旅游活动与老年人健康之间的作用关系模型,并界定了模型中核心变量的内涵;其次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对模型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做了统计意义上的分析,对模型的科学性进行验证,并证明了旅游活动对老年人健康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是复杂的,但在复杂性中又存在着普遍的规律,这些规律是有迹可循的,是可以不断的研究和认识的。由以上的论述也可以看出,本文在四个部分实现了创新,首先是研究内容创新,表现为选题角度新颖及研究内容遵循“特征事实→理论机制→经验分析→结论及政策思路”的研究逻辑,具有系统性特征;其次是研究数据创新,采用将已有的调研数据库与根据本研究目的而进行的典型抽样调查的数据库根据特征变量进行匹配的数据集构建方式,为因果效应的估计提供数据支撑;再次是研究方法创新,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在不同的章节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在理论模型的构建上采用依据扎根理论范式所进行的质性研究方法,在实证分析中采用了依据经济学及管理学研究方式的计量研究方法,如在处理内生性问题时采用倾向值匹配法,研究情境变量的作用时采用了调节效应检验的分析方法等;最后是研究结论创新,本研究在研究内容创新、数据创新及研究方法创新的基础上,的出的研究结论具有在本研究领域内开拓性的作用,如通过科学严谨的数据收集、逻辑推演过程构建了针对本问题的理论模型,还在模型构建的基础上对主效应的典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量化估计,并得出旅游活动的不同特征对老年人健康的不同方面产生着影响,且这种影响是受到诸如人生中重要事件、旅游活动过程中的控制状况等情境事件的调节等创新性的研究结论。当然,由于本研究问题涉及到不同学科知识的交叉性,因此在研究中尚存在很多的不足需要日后进一步展开、弥补或深化分析,比如采用实验的方式解决样本选择性问题;建立对老年旅游者多年追踪的数据库解决旅游活动、甚至是休闲活动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动态估计;运用科技手段来时时监测老年旅游者旅游过程中的身体状态,以实现有效的过程控制;将旅游活动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类,来研究不同类别的活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等。在此研究领域,尚有更多的研究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这也是研究者不断前进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