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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方面看，30年代文学都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高峰，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复杂的一个时期。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却简单化、模式化了。而且明显存在的问题是，研究者多忽视30年代中国文学与外国，特别是欧洲的关系。本文认为30年代中国文学其实是与欧洲关系相当密切，它与世界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是同步的。同时它对欧洲文学的接纳更加深广，而变异更加明显突出。本文主要考察了欧洲现代性的主要内容，如人道主义、理性主义，以及文学思潮和手法在中国接纳与变异的深层因素。同时论文在考察这些问题时也注意了它们在中国发展的连续性问题，主要将它们在30年代的发展和五四时期作了比较和对照。 论文分三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界定了“20世纪30年代文学”，提出了接纳与变异的对象和模式。同时也提出了影响中国文学发展的几大矛盾因素，这些构成了中国的特殊情境，影响着对欧洲的接纳和变异。论文第二章分两节，第一节主要从译介的角度考察了30年代中国文学对欧洲的接纳。与20年代相比，30年代中国文学与欧洲关系更加广泛和深入。第二节则具体分析了推动中国文学对欧洲接纳的原因，主要有现代性追求的驱动，世界意识的兴起和开放的思想，以及独立知识分子的形成。第三章也分两节，第一节探讨了欧洲“人道主义”、理性主义，以及欧洲的文学思潮和表现手法在30年代中国变异的具体形态。第二节从30年代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感时忧国精神与民族主义的合流，本位文化身份的认同，深层的乡土文化推动，话语权威和政治权威的压力等)，以及“现代性”自身的矛盾性等方面分析了欧洲现代性内容在30年代中国发生变异的原因。揭示了看似多元而兴旺30年代中国文坛和思想，其实潜伏了一系列悖论和矛盾性问题。 本文认为：30年代中国文学高峰的形成与欧洲文学交流的深入密不可分。同时来自欧洲的现代性的内容，诸如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以及文学思潮和表馨硕士学位论文MASTER’5 TllESIS现手法到达中国后，受中国30年代特殊“文化语境”的影响，也就成为中国自身的现代性问题。总的来说，30年代中国文学对欧洲的接纳和变异成就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高峰，同时带来了日后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