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揭示了政治、文化力量对翻译的操控,翻译似乎不再是沟通不同文化的善意桥梁,而是霸权、颠覆、操纵、压迫等恶势力的奴隶。究竟如何重塑译者职责,如何用公平公正的态度重返翻译的文化桥梁本质值得翻译学界深思,因此翻译伦理研究的兴起具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另一方面,就中国而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伴随着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诉求,“中国文化走出去”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因而,如何使仍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国文化在国际力量对比中占有一席之地离不开翻译伦理的介入。自贝尔曼首次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以来,相关研究在中西方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其中切斯特曼的五大翻译伦理模式理论对学界影响颇深。受启发于伦理学界的美德与规范之争,该理论主张从译者内在美德出发调和外在伦理价值的冲突,对译者行为具有积极指导意义。本研究以进入西方主流视野的《色戒》英译本为成功案例,以五大伦理模式为理论框架,探究各伦理模式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的具体体现、相互间的冲突与调和,以期为中国文学英译提供借鉴。研究发现：各道德价值在翻译的不同情境中各占优势,译者无法同时遵循所有价值要求。基于译者美德的承诺伦理,宏观上发挥最高指导原则的作用,调和各价值在微观层面上的矛盾冲突,帮助译者在不同情境中作出最适当的伦理决定,确保翻译的整体效果与道德价值的整体实现。该发现作为译者处理不同伦理价值冲突及中西伦理差异的一种模式,对中国文学经典英译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