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人工智能的热潮中,我们更应当保持冷静和理性。人工智能包括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关于超人工智能的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法律人格制度起源于罗马法,法律人格包括自然人法律人格和团体法律人格。自然人法律人格以伦理人格为基础,团体法律人格基于社会现实需要而产生,赋予自然人法律人格是因为自然人具有理性特质,而赋予法人等团体法律人格是基于社会现实的需要。在康德哲学“以人为本”思想视角下,人与物最本质的区别为是否具有理性,人具有理性,具有绝对价值,物仅具有相对价值。人工智能也属于物的一种,具有工具属性,不应当赋予法律人格。是否应当借鉴团体法律人格的经验,运用法律技术突破伦理性的要求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这一做法不可取,因为缺乏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就强人工智能而言,按照当前的研究进度和依照当前的研究方法,强人工智能较为难以实现,同时强人工智能的发展呈现显著的周期性,因此,缺乏赋予法律人格的必要性;因赋予强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将有可能对现有制度造成较大的冲击,导致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因此,缺乏赋予法律人格的可行性。就弱人工智能而言,弱人工智能运用和发展产生的法律问题均可以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有效解决,因此,缺乏赋予法律人格的必要性;因其难以产生独立自主的意思能力,难以独立自主的参与法律关系,因此,缺乏赋予法律人格的可行性。总之,不应当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在否定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基础上,有必要继续就规范人工智能进行思考。人工智能规范有序发展的实现,也可以有效印证人工智能不具有法律人格理论的正当性。我们充分相信,作为法律客体的人工智能,不但不会对人类形成威胁,反而可以辅助人类将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