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之前,在“微粒说”的指引下西方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光学知识体系。十九世纪之后,“波动说”的复兴与发展将西方光学研究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高度。西方光学研究的脚步,逐渐从“几何光学”领域向“波动光学”领域迈进。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光学已经成为西方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光学也在理论内容和实践技术两个方面上取得巨大的进步与成就。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增强,明清之际已有部分西方光学知识传入中国。鸦片战争之后,西学著作涌入中国,西方光学知识也随之传入。本文运用文献梳理法与个案分析法,以1853~1902年间在华传播西方光学知识的著作(包括科普书籍、报纸、专著与教科书等)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外史”与“内史”两个方面来探寻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轨迹与传播意义。本文在前人已有的成果基础上展开研究。第一,对这段历史时期内西方光学知识在华传播的历程进行全面梳理;第二,全面考察西方光学理论知识的内容,同时对实践性技术知识内容进行深入研究;第三,本文从中国光学史的角度来考察晚清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光学知识的态度与反应。这对于中国光学史的研究与科学传播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的论述思路是:把“西方光学知识如何在中国传播”这个问题划分为四个子问题,即从四个维度去分述:(1)西方光学知识在华传播的历史条件,包括学术背景与前导因素。(2)西方光学知识在华传播的主要形式,以及传播的主要途径。(3)西方光学知识在华传播的主要内容,包括理论知识与技术知识。(4)西方光学知识在华传播产生的影响,以及晚清知识分子的回应。通过考察西方光学知识在华传播的历程,本文得出以下三个结论:首先,传播的历史特征,针对这段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接触”阶段。从鸦片战争之后到1853年,由于墨海书馆的建立,作为“传播者”的艾约瑟与作为“接引者”的张福僖合译《光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全面接触到西方光学知识;第二,“普及”阶段。在《博物新编》、《格物入门》、《中西闻见录》等书籍与报纸中,都传播大量的西方光学知识,在这个阶段里,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得到广泛地传播与普及;第三,“深化”阶段。以1876年《光学》翻译为代表的“光学类”著作被引入,其间还有像傅兰雅撰写《远镜图说》和《显微镜说》这类以介绍实践技术性的光学知识为代表的著作;第四阶段,“规范化”阶段。以《物理学》与《物理易解》为代表的教科书出版为标志:一方面“光学”被纳入到“物理学”范畴内;另一方面“光学知识”的传播得以规范化和标准化。其次,传播的前导因素:第一,“译局”。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里,中国已经建立起具有近代意义的出版机构,如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第二,“译者”。传播西方光学知识需要“传播者”与“接引者”的共同努力,即掌握西方光学知识的传教士或外国人,与具有一定中国传统学问的知识分子,两者采用“西译中述”的方式进行翻译工作;第三,“译著”。译者需要选择适合接受、质量较好、易于传播的西方光学知识著作作为传播载体,如《光学》、《光学揭要》等。译局、译者与译著为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传播的历史成果:第一,从“光”的认知角度看,通过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提升中国人对于“光”认知水平,达到“祛魅”的目的,为“海市”与“虹霓”光学现象提供新的解释。西方光学中的实践性知识(例如使用显微镜与望远镜的正确方法)让中国人理解了科学理论的技术化应用原理;第二,从“光学”学科的角度看,中国人由原来对于“光”认知只是建立在自然知识的基础上,后来转变到建立“光学”的学科概念上,再到后来将“光学”划归到“物理学”范畴内;第三,从科学传播的角度看,中国人逐渐从古代的基于常识的“自然观”中走出,转变成以科学方式来“观自然”。从光学知识方面来看,这段历史是从“普及”抵达“专述”的过程;从人类认知自然的方面来看,是从“遮蔽”走向“澄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