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以来,源于较复杂的历史社会背景,我国在破解农业“内卷化’困境过程中衍生的农村空心化问题,导致传统村落共同体的整体结构发生异化,引发新的乡村治理危机。本文以山东省招远市C社区为典型个案,完整展现均质的传统农耕村落向“空心村”蜕变的自然轨迹。作为社会变迁的产物,农村空心化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空心化前期(约20世纪80-90年代),均质的村落因规模急剧拓展而呈“外扩内空”的空间格局；空心化后期(约21世纪初至今),传统村落因人口向城镇迁移呈现“人走屋空”的特殊形态。农村空心化不唯是均质村落的空间形态发生变化,就其本质而言,亦是城乡关系失衡的具体表现。农村空心化对C社区的建设发展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社区管理方面,社区治理精英的社会接替渐趋断层,社区治理过程渐趋形式化,社区公共产品供需平衡被打破,衍生公共产品自我供给乏力与需求冷淡等问题；农业生产方面,农村空心化在加速“家户型”经济解体的同时,导致农业生产面临衰竭的趋势,“抛荒”、“弃耕”等现象开始显现。笔者注意到,C社区新生代群体已经习惯了色彩斑斓的城市生活,不愿从事收入微薄且劳累的农业生产。乡村渐趋宁静的表象下掩盖着务农者“断层”的严峻问题；人口结构方面,农村空心化对应着家庭结构“空巢化”,以往“儿孙绕膝,三世同堂”的家庭形态不复存在。尽管留守妇女开始摆脱“男耕女织”的传统角色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却难以有效应对各种风险；留守老人虽无衣食匮乏之忧,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问题具有不可忽视性。在中国特有的制度结构尚未完全发生改变的情境下,“空心村”无力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当前,以“村庄合并”、“农民上楼”等为内涵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已经成为部分地方政府整治“空心村”的圭臬。笔者指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要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任何违背社会规律及农民意愿的“善意”行为,极可能对缺少“话语权”的农民造成持久性伤害。政府在改造“空心村”过程中必须要秉持城乡一元理念,避免因盲目推行社区建设而带来的资源浪费等负面后果。为尽可能地避免“圈地运动”的历史悲剧,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弥补外部力量对“三农”造成的损失,进一步探索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可能存在的有效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