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刑法评价问题,理论争议诸多,其中争议焦点集中在是否应当处罚以及如何处罚教唆、帮助自杀行为。无论持何种观点者,其分析进路大同小异,即从自杀行为的定性到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定性。本文认为,应当从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定义开始,明确其概念范围,再来审视理论中的争议,更能够看清到底在争论什么,以及选择一个妥善的规制路径。第一部分,本文结合对自杀行为的定义,首先确定了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概念,认为只有在被害人自己实施自杀行为,自己控制死亡过程,行为人的行为才能够被评价为教唆、帮助自杀行为;同时,以“掌控死亡进程”为核心概念,提出了关于教唆、帮助自杀行为认定中疑难问题的解决方案;还讨论了教唆自杀行为和帮助自杀行为的区分问题。第二部分,在明确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概念范围后,本文开始分析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刑法评价问题。概而言之,理论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存在四种意见:无罪说、正犯处罚说、共犯处罚说和单独立法说。其中,无罪说的前提存在较大的缺陷,且与当前司法实践相冲突,故无罪说并非合适的评价方式。正犯处罚说对于此种规制方法的关键问题阐述不够,容易受到许多质疑。共犯处罚说的核心论点是家长主义的介入和自杀行为具有不可罚的违法性,然而此两者均与我国目前的刑法理论体系相冲突。单独立法说虽然是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且以法外空间说来评价自杀行为最为适宜,却不能现实地解决目前实务中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处罚依据问题。第三部分,本文分析了当前规制理论走入困境的原因,即一开始便将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等同于共犯理论中的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这样就面临着极难完成的任务:怎么证明自杀行为违法却不处罚,或者在自杀不可罚的前提下证明教唆、帮助自杀行为可罚。无罪说、共犯处罚说和单独立法说都受到了此种影响。将教唆、帮助自杀的概念统称为参与自杀,就能够避免这种语义上歧义;同时,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规制之道,还是应当回归到正犯处罚说上。只要能够对正犯处罚说的故意杀人行为定型问题和因果关系问题作出解释,正犯处罚说就是相对更为合理的规制路径。因此本文论证了,参与自杀行为可以解释为故意杀人行为,其中的因果关系可以证明,并且处罚范围也不会随之扩大。第四部分,在确定正犯处罚说的规制路径后,对于具体如何处罚参与自杀行为则是另外一个重点。首先,对于参与自杀未遂的问题,本文认为应当以“现实紧迫危险”的标准处理更为合适。其次,对于参与自杀行为责任方面的判断,在行为人主观方面为过失时,本文认为不能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来处罚参与自杀行为。最后,对于参与自杀的量刑标准问题,本文通过对实务量刑情况的总结分析,认为应当根据参与自杀行为作用的大小判定刑事责任,一般情况下教唆自杀行为的刑责可适当高于帮助自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