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钢铁产业的规模迅速增长,自1996年产量突破一亿吨之后,粗钢产量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位。2008年,我国粗钢产量更是超过了5亿吨,占到了全世界总产量的381%。可以说,我国是名副其实的“钢铁大国”。但是,我国的钢铁产业发展是建立在粗放经营基础上的,存在着产能严重过剩、产业集中度偏低、产业布局不合理、创新能力不强、资源控制力弱等一系列问题,远不能被称为“钢铁强国”。特别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扩散,钢铁产品价格急剧下跌,出现了大批企业经营困难、全产业亏损的严峻局面,产业结构亟待调整。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运输成本、产业间前后向联系以及技术溢出等因素会造成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趋势。而在企业总部与工厂跨区分离的情况下,随着广义运输成本的下降,将会出现总部集聚、工厂分散的趋势。相对于传统的比较优势,集聚产生的优势具有自我强化的特点,对当今世界产业的空间分布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我国钢铁产业布局分散的背景下,跨区并购实际上能够起到总部集聚、工厂分散以获得并购双方所在地优势的作用,有利于我国钢铁产业的健康发展。但是同其他领域的并购活动相似,我国钢铁产业也存在跨区并购比例偏低的现象。虽然近年来在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产业政策的指导下,该比例有所上升,但是上升幅度有限。而且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过度干预频现,产业资源空间流动的广义运输成本无形中被抬升,资源在地区间的合理配置受到一定程度扭曲。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我们不禁要问：我国钢铁产业跨区并购的发生机制是怎样的?即我国钢铁产业现有的跨区并购是否体现了利用并购双方所在地优势进而优化产业资源空间配置的动因?我国钢铁产业跨区并购比例偏低的现象,是企业自身理性选择的结果,还是转型期制度因素特别是地方政府干预使然?本文的选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和思考做出的。本文结合相关理论成果以及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分析了我国钢铁产业跨区并购的成因。研究结果表明,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集聚优势对我国钢铁产业跨区并购的发生具有显著影响,而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等传统比较优势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跨区并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利用主并购企业所在地总部集聚优势、先期积累优势和被并购企业所在地工厂集聚优势的动因。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主并购企业所在地先期积累优势主要体现在规模方面,而对钢铁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技术优势则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另外,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我国钢铁产业跨区并购比例偏低一方面体现了先区域内整合后跨区扩张的企业发展规律,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地方政府干预的影响。地方政府干预导致的产业资源转移成本过高和转移机制的缺失可能是造成跨区并购比例偏低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建议加强政策引导,强化技术优势在钢铁产业跨区并购中的作用；改革现有财税体系和政绩考核制度,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国有钢铁企业体制改革,避免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健全并购配套设施,完善资源转移机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以及各地区位优势,利用跨区并购适当加快我国钢铁产业布局的临海战略转移,以切实推动该我国钢铁产业的振兴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