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金融中介组织，因其能够分散金融体系风险，增强金融体系稳健运行而成为很多国家发展经济，满足居民投资需求的工具。我国基金业的发展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短短十几年中已成为投资者分享国民经济增长收益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基金经理在牛市发展中为投资者带来了高额收益，使其备受社会公众瞩目，很多投资者在进行投资选择时，往往会衡量基金经理本人的专业技能和勤勉诚信品格以保证自己的利益，因此，基金经理争创自己的品牌以赢得投资者青睐。但是，我国基金业繁荣发展的背后仍存在隐忧，基金规模、品种和数量的急剧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诱发了基金经理对财富的贪婪。而基金经理在为投资者带来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容易利用自身职务便利牟取私利。自2007年，上投摩根基金管理公司原基金经理唐建，成为我国基金业史上因“老鼠仓”行为而被查处的第一人后，个人交易行为便屡禁不止，且有泛滥之势。究其原因，既有法律规定的滞后性，也有监管机制的不完善，还有基金经理个人因素。但追根溯源，是因为没有解决好金融发展创新与法律规制之间的矛盾，没有协调好基金经理个人交易商事属性与身份属性之间的冲突。频发的基金经理个人交易案，对广大投资者、证券市场，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危害较大。因而，合理规制基金经理个人交易对保护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利益以及基金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鉴于此，本文以基金经理个人交易的双重属性冲突为视角，分析我国法律与实践规制基金经理个人交易的属性倾向、合理性及缺陷，并比较域外基金经理个人交易的规制措施，在结合我国本土情况的基础上，提出统一法律对基金经理个人交易的属性选择、澄清其身份属性、健全其监管机制以及完善法律追责机制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