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一批微博的诞生,开启了中国微博客时代。微博传播速度之迅捷、传播密度之深密,传播方式之便利,皆预示着一个新媒介时代的即将来临。而全新媒介背景也为传统、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带来考验和挑战。本文以1988年Everett M.Rogers和James W.Dearing提出的全方位“议程设置过程”为理论框架,以在新浪微博中择定的7名“知名记者”对于“2011年校车安全事件”的所有微博作为媒介议程；以粉丝对微博样本的评论和转发情况作为公众议程,通过定量和定性研究,在描述微博媒介议程和公共议程结构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微博博主与粉丝的互动行为及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微博上的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具有高度相关性。究其根本,新媒介时代背景下,公众对精英、权威群体思想有着共鸣的渴望和参与的诉求。而微博一系列独特的传播机制,剥去了精英群体的严肃、刻板的外壳,还原了其生活化、人性化本质,并满足了“草根”对“精英”企及、融入及与其共鸣的愿望,使得微博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身碎片化、草根化、异质化等可能削弱其媒介议程设置效果的传播特性,并发挥了对公众议程的有力影响。反过来,公众议程也在公众诉求的激发与实现过程中,不断反向推进着媒介议程的演进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