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建立了独特的基于价值多元论的新的自由观，他对两种自由概念——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和思考，打破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传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对西方自由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自由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伯林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捍卫消极自由也就是个人自由，他把马克思的自由观简单地看作一种积极自由来加以批判，并将苏联在政治实践上的极权主义归结到马克思身上。因此从马克思的角度来回应伯林对马克思的自由观的批评，为马克思的自由观辩护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从以下四个部分来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是基于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来研究他的自由观的基本内容。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通过对积极自由的批判来反证消极自由的优先性。伯林并不是完全反对积极自由，而是站在历史事实角度反对极端的积极自由。伯林主张价值多元论，他的价值多元论中蕴含着消极自由，为消极自由的优先性提供了理论辩护。多元价值论是伯林批判马克思的自由观的立脚点。
　　第二部分是从性质、基础以及后果三个方面来看柏林对马克思的自由观的批评。伯林将马克思的自由观看作是建立在理性主义一元论基础上的积极自由，并且认为马克思的自由观是对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导致了苏联的计划体制下的极权主义统治。因此伯林坚持消极自由，捍卫个人自由，为个人最低限度的自由划界。
　　第三部分是从马克思的角度来对伯林对马克思的自由观的批评作出回应。马克思的自由观不是伯林所谓的简单的积极自由，而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的自由观是建立在对传统理性主义批判的基础上的，是对抽象的理性主义一元论的否定和超越，马克思的自由观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来理解自由的，具体体现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指向人的真正的自由解放。
　　第四部分是对伯林对马克思自由观片面性解读的根源的反思，伯林会对马克思的自由观产生片面性的解读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伯林本身所处的20世纪及其遭遇的影响下，伯林和马克思的理论立场不同，对自由的理解角度也不同；二是伯林对马克思的著作没有全面的了解，在第二国际、苏联教科书式阐释的影响下，伯林所理解的马克思的自由观是历史上庸俗化、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形象的产物，因此伯林对马克思的自由观的理解是建立在扭曲的马克思形象之上的，是站不住脚的。
　　回应伯林对马克思的自由观的批评，为马克思的自由观作辩护，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解马克思的自由观的路径，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