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是两部中国史学巨著,其英译本在传播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所记载的各类器物承载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因此,器物术语英译有一定的难度。通过对比《史记》《汉书》英译本中不同译者对器物术语的处理方式,分析跨文化操纵策略对器物译文特征的影响,本文拟探究典籍文本中古代器物术语英译的策略。本研究的语料均来自于自建的《史记》《汉书》汉英平行语料库,语料包括《史记》《汉书》的中文原文、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史记》译本(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倪豪士(William Nienhauser)的《史记》译本(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史记》译本(Selections from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华兹生的《汉书》译本(Courtier and Commoner in Ancient China:Selec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by Pan Ku)及德效骞(Homer Dubs)的《汉书》译本(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首先,根据《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中的条目,提取《史记》三个译本和《汉书》两个译本中的所有器物术语译文。然后,借鉴艾克西拉(Javier Franco Aixela)的文化专有项概念,依托他关于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框架,对《史记》《汉书》中的器物术语英译策略进行分类,每一类别根据其受到跨文化操纵的程度赋值,11个翻译策略分别取值0至10。最后,通过运算得到每个译本中跨文化操纵程度的量化结果,即杨宪益、戴乃迭的《史记》英译本受到的操纵程度最大,华兹生的英译本次之,倪豪士的英译本最小；华兹生的《汉书》英译本的跨文化操纵影响程度高于德效骞的英译本。基于上述发现,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导致不同译本所受的跨文化操纵程度差异较大的原因,挖掘不同译本背后的主要操纵因素。借鉴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的翻译操纵模型,本研究从语言、话域、诗学和规约性力量(文学系统中的专业人士和赞助人)四个方面对各译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跨文化操纵对杨宪益、戴乃迭的《史记》译本影响最大的主要原因是规约性力量对其翻译活动的介入较多；华兹生的《史记》、《汉书》译本则主要受到了英语语言特点的影响,比较贴近译语读者所熟悉的语言风格；倪豪士的《史记》译本和德效骞的《汉书》译本受到自身所处的话域和诗学的影响较大,两人都尽量保留原文风格,以达到为西方学者提供可靠研究材料的目的,所以这两个译本中跨文化操纵程度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