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是指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领域如何防止外部的政治干预、政治压力以及各种危险因素，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意识形态不受侵害、民族宗教关系和谐的状态。政治安全包括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政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稳定等内容，具有阶级性、历史性、动态性、系统性等属性。政治安全是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内在统一，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主动适应能力。政治安全环境是影响国家政治安全因素的总和，是由这些因素构成的、有着一定规律和运行模式的系统。
　　政治安全环境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既有直接因素，又有间接因素；既有传统安全因素，又有非传统安全因素；既有对抗性矛盾，又有非对抗性矛盾，但总体上看，起决定作用的是间接因素、内部因素、非传统安全因素以及非对抗性矛盾。对中国而言，保障政治安全最主要的途径以系统的方法构建政治安全环境。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期，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诸多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政治安全环境对于国家安全和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有着决定性作用，维护政治安全环境的任务更加艰巨。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安全环境的论述对当前及今后我国维护政治安全环境有重要意义。此外，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非传统安全理论对于政治安全环境研究也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影响政治安全环境的众多因素中，主权安全居于核心地位，执政安全是根本保障，意识形态安全是“粘合剂”，民族宗教关系是重要因素，四个核心要素规定着政治安全环境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对于四个要素分别以内涵分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现状以及应对之策为逻辑，进行系统分析。除了要素分析之外，引入实证分析方法，以存在共性的俄罗斯、东南亚、拉美等国家（地区）为例分析其转型期不同的政治安全环境及应对，为我国构建和谐的政治安全环境提供参考。落脚点在于维护中国的政治安全环境，为构建利于国家安全利益的政治安全环境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对策。
　　尽管关于政治安全环境并没有成熟的、系统的理论存在，但各安全理论中关于政治安全环境的论述还是可以凝练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安全环境论述的逻辑起点，认为国家是最主要政治安全环境主体，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战争和革命是维护政治安全环境的主要手段，同时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民族之间的国际合作和交往，最终实现人类和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非传统安全理论对于政治安全环境的主要观点也是围绕安全环境主体、安全环境价值属性、维护政治安全环境途径等问题展开。随着历史实践发展，政治安全环境的理论也不断得到发展。对政治安全环境的分析和判断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也是国家安全观的基础。
　　政治安全环境具有多重属性，在这个丰富的系统中，主权安全是政治安全的第一要素和核心，也是政治安全环境的中心。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安全理论主权安全始终是核心议题之一，当前我国主权安全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不同社会制度的侵略、经济全球化的侵蚀和一定的具体隐患，维护主权安全要着眼于理论支撑和现实物质基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意识形态安全越发重要，是国家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与文化等软实力紧密相关，当前意识形态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思想多元化和网络冲击等，坚持党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地位、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方式。执政安全是相对于执政风险而言的，是与政党政治共生的，执政安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发展道路、政治制度、国内外政治参与程度等都是影响执政安全的因素，对于政党而言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维护执政安全的根本所在。对于政治安全环境来说，民族与宗教往往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同时与执政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主权安全等因素密切相关，相互影响。我国民族宗教问题较为复杂，以“三股势力”最为严重，采取科学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发展促进民族宗教关系和谐愈发重要。
　　转型阶段的俄罗斯、拉美和南美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安全环境挑战，他们分别以主权主义、威权主义等调整国家内政外交政策，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环境，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维护政治安全环境，我们首先要树立系统的观念，加强对政治安全环境的全面性、系统性分析，提高国家政治安全环境构建的战略性和全局性；夯实政治安全环境的现实基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战略，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升综合国力；以改革推进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五位一体建设，尤其要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各类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好改革与民生的关系，为政治安全环境提供良好的内部环境和群众基础；要坚持综合安全观为指导，积极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一要坚持五项基本原则，二要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三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有效抵御外来威胁或国际政治变革的外溢效应；积极调整外交政策，以维护国家利益、树立国际形象、提升软实力；政治安全环境建设需要统筹协调，注重环境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