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对翻译活动的实践者—译者的研究,仅仅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现代翻译理论起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自七十年代开始,随着研究者对翻译活动当中文化因素的重视,译者的主体性逐渐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事实上,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活动当中是客观地存在着,表现为译者作为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翻译动机,在翻译活动当中会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红楼梦》的两个完整的英译本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一本百科全书,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把这一鸿篇巨制由汉语翻译为英语,对每一个译者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两个《红楼梦》的完整英译本先后在北京,伦敦出版,译者分别是中国的杨宪益先生及其夫人戴乃迭和英国的霍克斯先生。两个版本的英译本风格迥异,一出版即成为翻译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杨氏夫妇在翻译当中主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其目的是传播中国文化;而霍氏则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以使其译文更具有可读性。所以,杨氏的译文更忠实于原文,但稍显晦涩;霍氏的译文更优美,流畅,但行文当中难免存在着误译和漏译。事实上,归化和异化并存于每一篇译文当中,没有绝对的归化和异化。杨氏和霍氏的《红楼梦》英译本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应以客观,辨证的态度对待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方法,不应强调一个而忽视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