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开示是普通法制国家民事诉讼中重要而又独特的诉讼制度，它是庭审前当事人收集证据、进行信息交换的程序设置，对于保障当事人的取证权利、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制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进行了系统研究。 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方法，论证了证据开示制度与对抗制之间的关系，阐明证据开示在现代民事诉讼中的历史就是一部破解对抗与合作构成的悖论关系的历史。本文论证并阐明“管理型法官”并未改变证据开示由当事人主导的特征。本文论证了证据开示程序与审前程序构造的关系、系统地介绍和研究了证据开示的方式。本文以普通法国家，主要是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为准据框架，对我国证据交换制度进行定位，探讨了借鉴证据开示制度，重构证据交换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现实的路径。 文中认为，证据开示是为弥补对抗制的缺陷而发展起来的程序和制度，它与对抗制又构成悖论关系。要发展证据开示制度，一定要培植促进当事人合作的法律文化；尽管被扭曲的证据开示制度在其运行中产生了负面效果，但是，它的预期功能基本实现，证据开示的程序设置愈加得当，证据开示程序主体权利(力)、义务设置日趋符合民事诉讼的目的与本质。在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产生的证据交换制度，是非常有价值的“制度胚胎”，它目前正处在功能受限的状态。它具有美国证据开示制度中的自动开示程序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带有一些职权主义诉讼体制的特征。我国有借鉴证据开示制度，重构证据交换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文提出借鉴证据开示制度在证据设置上的可取之处，吸取证据开示滥用造成负面效果的教训，将证据交换制度转换为集收集证据、提交、展示证据的功能为一体的制度的改革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