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司内部重要的决策机构,董事会一直被认为是治理结构的核心。在股东与管理层之间,董事会起到联络两者的作用。一方面,董事会要对股东负责,在保证股东权益的前提下拥有较大的自主决策权力;另一方面,董事会对企业管理层具有监督职能,监督管理层行为是否侵害了股东的利益。因此,在公司治理理论中,有关董事会结构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董事会多元化强调董事会成员各项个人特征的差异性和异质性。高阶理论认为,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董事会成员的个人特征会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经营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已有文献广泛关注了董事会成员的年龄、任职年限、工作经历、教育背景甚至宗教信仰等个人特征多元化在企业决策和绩效中的作用(Conyon&Mallin,1997;Daily&Dalton,2003)。近年来,随着挪威、丹麦和西班牙等国设立政策要求增加女性董事会成员的比例,实务界和理论界开始对董事会成员性别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性展开深入讨论。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指出,在金融决策环境中,男性决策者和女性决策者会采取不同的经营策略。由于女性总体上比较谨慎和保守,财务决策中风险偏好显著低于男性,更倾向于风险规避(Zuckerman,1994;Wang,2005)。于是,大量文献从风险规避的视角分析和检验了董事会成员性别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些研究发现,在性别多元化的董事会中,女性董事与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和投资回报率显著正相关(Erhardt et al.,2003;James,2003;Marleen,2012),与公司的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祝继高等,2010),从而认为女性董事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另一些研究则发现,风险规避使得女性董事显著减少了企业的风险承担(Faccio et al.,2015),市场对公司任命女性董事给予了负面评价(Farrell&Hersch,2005),从而认为女性董事对公司价值不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可见,有关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经济后果的研究结论远未达成一致。而且,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分析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尤其是女性董事比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于女性董事影响企业绩效的具体作用机制,学者们仍关注较少。基于此,本文拟从企业创新的视角,深入分析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的经济后果。具体来讲,主要研究问题包括:第一,女性董事与企业创新活动是否显著相关?第二,女性独立董事、女性非独立董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第三,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女性董事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进一步分析女性关键职位董事(包括董事长和总经理)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以1999-2013年中国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我们对上述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第一,样本企业女性董事比例与企业创新水平显著负相关。第二,女性非独立董事与企业创新水平显著负相关,但女性独立董事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第三,在国有企业中,女性董事与企业创新水平显著负相关,而民营企业女性董事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有趣的是,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发现,女性关键职位董事(包括董事长和总经理)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理论层面,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从董事会成员性别的视角拓展和深化了有关董事会多元化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从女性董事的视角为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解释。在实践层面,上述检验结果有必要谨慎解读。我们认为,女性董事比例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企业不应该聘任女性董事。这个检验结论只是从统计意义上反映出当前女性董事在企业创新活动中可能存在消极影响的事实。实际上,这种消极影响可能源自多个方面。首先,它可能的确源自女性在经营决策中存在的风险规避倾向。创新活动往往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等特征,由于女性董事内在的谨慎和保守,她们在决策中会偏向追求收益相对更稳健的低风险项目,而放弃高风险的创新性投资项目。其次,女性董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负相关,也可能并非源自董事性别本身,而是源自女性董事与企业特征之间的不匹配。Kanter(1977)以及Adams and Ferreira(2009)将这种现象称为“象征主义”。也就是说,许多公司董事会中存在的女性董事,并非公司从发展的本质要求上聘任,而是仅仅为了满足董事会多元化的形式要求。基于这一层面,我们认为,公司在董事以及高管的聘任决策中,应该着重从公司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选择聘任者,而摒弃“象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