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作用不可替代,然而在以寻求普适的翻译准则为目的的传统翻译研究中,译者的地位长期被忽视。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该领域的研究从微观语言层面向宏观文化语境拓展,为反思翻译中的文化和社会因素开辟了空间,进而也为译者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至此,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主体地位才得到了认可和突显;在随后的翻译研究中,译者主体性这一话题被提出并引起广泛关注。然而审视以往有关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译者主体性的主观受动性因素就是其中之一。“生存心态”是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布迪厄借鉴并精心打造了这个拉丁语词,赋予了它被结构化和建构的双重特征,试图从实践的维度消解在社会学乃至哲学传统中长期存在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作为被结构化的性情系统,“生存心态”的习得与行为主体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一经形成它便会作为一种建构机制和生成原则而指导行为主体的思想、认知以及行为模式。本文回顾了传统翻译理论观照下译者的边缘化地位以及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后译者主体性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尝试将“生存心态”概念引入译者主体性研究,并提出这样的理论假设:除了诸如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体系、翻译规范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外,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还受到译者生存心态这一主观因素的影响。为证实这一假设,本研究以鲁迅1909—1927年的翻译选择为例进行调查和研究,从而证明鲁迅在翻译选材方面的独特倾向,比如对东欧“弱小民族”作品的关注、对童话以及文艺理论的译介等和他对直译的提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生存心态的影响。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作为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一个主观受动性因素,“生存心态”可以作为译者主体性研究的一个合理的理据,“生存心态”视角的引入将会使译者主体性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