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述传》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国长篇小说。本文依据功能目的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以及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等理论,对《好逑传》的两个重要英文译本,即珀西译本和戴维斯译本,进行对比研究。由于两位译者赋予译文文本的功能和目的不同,他们在文化层面和语言层面的翻译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珀西看来,以西方的标准,《好逑传》不足以被看成一部文学作品。他侧重于把《好逑传》当成一部了解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因此,他对许多基本文化意象进行了异化,并加以大量的注释。然而,限于汉语水平,他的异化策略只停留在比较浅显的文化意象上,并且常有误译。在语言方面,他对词汇,句子,修辞和文学体裁方面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替换和删改。相比之下,戴维斯以一个汉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好逑传》的文学价值。他强调忠实再现原著中优美的措词,精练的句子形式,生动的修辞手法和独特的文学体裁。为了避免音译对整体行文美感的破坏,他对一些基本文化意象进行了归化处理。这种策略与戴维斯作为“史上最不受欢迎港督”的事实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的,由于透露出译者根深蒂固的西方优越感和对中国的偏见,一直以来备受赞誉的珀西译本事实上更符合“东方主义”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