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动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然而,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与劳动力空间分布状况来看,中国区域经济与劳动力在空间上均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本文在对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历史演变、现状以及形成这种格局的成因分析基础上,通过整合劳动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建了研究劳动力空间集聚对就业影响的具有跨学科特点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宏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就业效应,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长期存在的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的争论,笔者进一步考察了劳动力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集聚所产生的就业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对该问题的研究关系到“城镇化”和“就业”两大国计民生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从就业水平角度考察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就业效应,研究发现:(1)无论是宏观城市层面还是微观个体层面,整体而言,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城市劳动力集聚度的提高有利于就业水平的增长,同时也提高了个体劳动者就业的概率。(2)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中,劳动力空间集聚对城市的就业增长以及个体劳动者就业概率的影响均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影响是正向的,而在经济发展中低水平的城市,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影响或者表现为显著的负向作用,或者为不显著。(3)劳动力空间集聚对城市就业增长以及个体劳动者就业概率的影响因城市规模而异。劳动力在特大城市中集聚对城市就业增长和个体劳动者就业概率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劳动力在中小城市集聚对就业增长和个体劳动者就业概率的影响则不显著。(4)无论是本地劳动者和外来劳动者,劳动力空间集聚对其个体就业概率的影响均为正,说明劳动力空间集聚以及外来劳动力的进入并不会增加本地劳动者的就业压力,而是均提高了两个群体实现就业的可能性。其次,从就业质量维度考察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就业效应,研究表明:(1)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在城市和个体层面存在着一定差异。其中对于城市而言,劳动力空间集聚显著的提高了城市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于个体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来说,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影响是负向的,但是这种负向作用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减弱。(2)劳动力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集聚对城市就业质量的影响差异较小,均是显著为正的,但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集聚对城市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将有所减弱。而劳动力空间集聚对个体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如在中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中,劳动力空间集聚对个体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的,但与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相比,在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的城市中,劳动力空间集聚对个体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抑制作用有所减弱,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劳动力空间集聚对个体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已转负为正,尽管该影响并不显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空间集聚是有利于提高劳动者个体就业质量的,这意味着劳动力空间集聚对个体就业质量的影响只有在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才更容易发挥出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3)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因城市规模不同而异。在中小城市,劳动力空间集聚对其城市就业质量的影响是显著的的正向影响,不存在曲线关系。然而在特大城市,劳动力空间集聚对城市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着显著的“倒U形”曲线关系,也就是随着劳动力集聚度的提高,城市就业质量是先上升后下降的。同样,劳动力空间集聚对个体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在特大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这种正向的促进作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有所减弱。而在中小城市则正好相反,劳动力空间集聚对个体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高具有负向作用,这种负向的抑制作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有所减弱。以上研究结论表明,以提高要素集聚程度为目标的城镇化道路不仅能提高城市的就业增长和带来就业质量的提高,而且对于个体就业概率和工作满意度的提高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说明仅从就业角度来看,优先发展大城市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促进劳动力在超大、特大城市的集聚对于就业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个体劳动者也将从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获得切实好处。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层面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和不同城市规模的差异,因自身条件而制宜,切莫“千篇一律”或“一刀切”,更不能“逆”规律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