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在广受关注的零供领域之外,互联网领域内如京东要求木森林“二选一”事件等其他新类型的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案件频发,但我国现有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规制行为类型不完备,尚没有认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违法性标准,相应行政责任设置也不完善,现有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相关立法无法有力规制。这些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经营者如果未占据市场支配地位,不能适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进行有效规制,民商法往往也无法给弱势交易方足够的保护,导致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地位的经营者有恃无恐,会对交易相对人产生类似市场支配地位的影响力,剥夺了交易相对方对交易内容或交易对象的自主决定权,也损害了上下游市场的竞争秩序和消费者权益。本文旨在分析优势经营者在其交易过程中存在的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通过梳理我国关于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法律规制现状和相关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案件实况,从立法和实践两个层面研究发现我国现有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规制行为类型不完备、尚无认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违法性标准、相应行政责任设置不完善。通过考察研究相关国家和地区对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法律规定和执法实践经验,提出完善我国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反垄断法规制的相关建议:首先应在《反垄断法》中增设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条款,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进行对比适用;其次,应采用“具体行为列明+兜底条款”的条文设计,以实现对新情况、新类型的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有效约束和调整。再次,要明确认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违法性标准,经营者须具有相对优势地位,并不合理地实施了滥用行为,该行为具有限制公平竞争、妨碍自由竞争的倾向。最后,要设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实施者的相应行政责任,以实现对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有力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