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的基本含义是:一个能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2015年12月国务院颁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表明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然而从目前的实践来看,普惠金融服务成本居高不下,风险难以控制,商业可持续性较弱。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数字普惠金融模式的形成,有助于解决普惠金融“普”、“惠”、服务质量和可持续的问题。借助数字技术的发展,中国已实现弯道超车,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领先于世界。但是在中国国内,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的发展远远领先于农村,大多数城市居民能够运用移动支付、网络借贷、数字化小额理财、数字化保险等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农村居民对此却知之甚少。数字普惠金融在让人们获取更加方便、快捷、低成本的数字金融服务的同时,获得更多投资、财富增值和保障的机会,从而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其收入水平。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领先于农村的现实,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数字普惠金融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抑或是先扩大、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首先从移动支付、数字化信用评分、网络借贷、数字化小额理财、数字化保险等五个方面阐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实践;其次,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及挑战,从理论上提出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有可能呈现“倒U形”关系;然后,根据我国各省2011-2015年的动态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判断我国总体上、分区域及各省的边际效应,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分维度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根据理论及实证部分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理论方面,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数字普惠金融相较普惠金融具有不少优势,但又面临挑战。数字技术对传统普惠金融的积极效应主要有五个方面:降低服务门槛、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增强商业可持续性、提高金融可获得性、具有更强的推广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又面临“数字鸿沟”和算法歧视的挑战,并且在农村地区更为严峻,阻碍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基于理论上的三大效应分析及现实的考虑,笔者提出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呈现出“倒U形”关系的设想,即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会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现象。实证方面,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倒U形”关系。第二,总体而言,中国还未跨越临界值,到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缩小效应的阶段;分区域来看,我国东部、东北、中部、西部正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放大效应的阶段步入临界区间,东部地区将率先跨越临界值;分省份来看,我国上海、北京、浙江三地区已跨越临界值,进入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缩小效应的阶段。第三,从数字普惠金融分维度指数的角度进行研究,“覆盖广度”指数的提高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指数的提高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第四,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缩小作用,传统金融发展、产业结构的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出一个重要的政策涵义,即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已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如果进一步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步伐,则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必定能够迅速跨出临界区间,而进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缩小效应的阶段。因此,我国应该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体可以从缩小城乡之间“数字鸿沟”、增加算法歧视成本、提高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发挥上海、北京、浙江三地数字普惠金融的引领作用这四方面着手;同时,协同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等其他影响因素,共同推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