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斯·艾略特曾盛赞安德鲁·马维尔的诗歌《致他羞涩的情人》，称其如同罗伯特·赫里克的《致妙龄少女，莫误青春》是欧洲文学传统的激荡回响。由于艾略特在诗界和批评界的崇高地位，他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该诗的研究方向，评论界普遍认为马维尔以精湛的技艺表达了“及时行乐”这一主题。然而诗中对情欲近乎露骨的表述以及诗中说话人对肉体欢愉几近偏执的渴望不免引来争论：诗中说话人是否是诗人本人？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莫衷一是。
　　以这一问题为切入点可以看出诗中说话人的身份是解读本诗的关键，对文本进行整体细读可以发现该诗表现出明显的反讽叙述：诗人通过选取特定的意象以及对整体结构的把握，从而悄然植入对诗中说话人的讽刺，并以此保持同说话人的身份距离。同时，根据学界目前广泛认可的对戏剧性独白这一文类的定义，可见《致他羞涩的情人》中诗人与说话人并非一体，这是该诗属于戏剧性独白的力证,从而对这首诗的文类进行了新的解读。这一发现说明不能将该诗简单理解为表达某一情感的抒情诗，诗中的声音并不是独调的，诗中说话人的观点和诗人对其的反讽在这一文本中形成“双重声音话语”，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则为这一发现提供了理论支撑。
　　其次，对该诗的整体细读还发现在其“及时行乐”的框架下隐藏着以“时间”为主题的潜文本，诗中说话人在对“羞涩的情人”进行规劝、恫吓和威胁的过程中暴露出他对时间的恐惧，这样的时间观导致了他对“及时行乐”的执念，而诗人则在对说话人的反讽中暗含了对其时间观的质疑和批判。此外诗中说话人所代表的时间观并非凭空而来，亦非诗人为追求艺术效果而刻意进行的捏造，这与当时的文学创作语境密不可分，文艺复兴的兴衰以及时局的变迁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时间观造成了深刻影响，对时间的讨论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中尤为常见。
　　在对本诗的文类及其潜文本中主题进行新解的同时，这些新发现也为《致他羞涩的情人》的互文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这一视角不难看出该诗并非如同艾略特所言完全是对传统的拥抱，相反，马维尔在该诗中既表现出对传统的继承也表现出对传统的偏离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