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9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注册成立，标志着中国邮政体制改革步入新的阶段。成立后的集团公司一方面作为企业，直面市场竞争，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一方面承担国家邮政局规定的普遍服务义务，直面社会大众，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如何协调两者关系，在保证普遍服务的顺利实施的同时使企业利润最大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不断发展，私营速递公司纷纷进入邮递市场，铁路、公路、航空等运输部门也纷纷涉足原本属于邮政的许多经营领域，新兴的电子通信手段不断替代邮政通信业务，这样就使得邮政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和提供普遍服务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并日益尖锐，传统的通过经营竞争性业务进行内部交叉补贴的方式受到挑战。本文正是基于以上问题，对我国邮政普遍服务进行了规范分析：明确了邮政普遍服务的内涵并界定了我国邮政普遍服务的范围及服务标准；并分析了我国邮政普遍服务的基本实际实施状况，总结了我国邮政普遍服务面临的问题；利用委托经济学理论和规制经济学理论，说明了政府对邮政企业进行普遍服务补贴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要解决邮政由于提供普遍服务带来的种种问题，一是要政府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补贴，二是要靠邮政企业自身努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以经营营利性业务带来的利润弥补普遍服务性业务带来的亏损。本文是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重组及邮政储蓄银行经营机制转变的背景下写作，由于我国的经济与社会的特殊情况，邮政普遍服务实施及补偿策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尽相同。国内外目前对邮政普遍服务的补偿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通过何种方式上，本文在参考普遍服务基本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状况，对公认的普遍服务内涵做了合理的延伸；文章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在其他国有企业中的运用，分析了此理论在邮政企业的适用性，通过对邮政普遍服务的经济属性分析，运用契约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通过多重委托代理模型，分析邮政企业与国家邮政局及政府的关联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多种问题；并通过规制经济学理论中的相关结论，分析了邮政普遍服务的实施机制，提出运用激励性规制来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带来的代理人效率不足问题。最后得出结论：面对由于经营国家委托的普遍服务业务带来的亏损，邮政企业不应只是依赖国家从各方面给予的补偿，而是要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合理利用自身的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在减轻国家负担的同时，做大做强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