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唐帝十八陵作为我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然而由于经济利益和区域发展的驱动,其中唐十八陵中的十四座依山为陵遭受当地居民生产活动的开山取石活动影响,出现不同程度的的破坏,此外当地居民的农业生产生活活动对唐陵也产生不同程度的胁迫,而其余四座封土为陵的唐陵也受到当地居民的农业生产生活活动不同程度的影响,出现不同程度破坏。本文运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因果结构模型,结合恢复力的理论,构建出唐十八陵保护区所在地区的社会恢复力循环,建立基于DPSIR模型的唐十八陵大遗址区的社区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在唐陵地区采用实地问卷,结合半结构式访谈,通过对唐陵地区居民的文物保护感知,以及唐陵遗址本体的敏感性和当地居民的对于当地环境适应能力的调查,分析唐十八陵大遗址的敏感性,唐十八陵大遗址区不同遗址区居民适应能力空间差异,唐陵大遗址敏感性与当地居民适应能力的相关性,根据农户生计类型对农户进行划分,分析不同生计类型农户适应能力差异,最后对唐十八陵保护与开发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研究主要得出的结论有以下：(1)唐十八陵大遗址区的社区恢复力指标体系中各项评价指标与唐十八陵大遗址区社区恢复力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而影响唐十八陵大遗址区社区恢复力主要指标主要有：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唐陵保护政策法规数量、地面文物修补数量与破坏数量比率、家庭生活的支出、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人口密度、农业生产投入支出、GDP年增长率指数。在“驱动力”指标方面,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这一经济因素对唐十八陵大遗址区社区恢复力具有较强的驱动作用；在“压力”指标方面,家庭生活的支出的权重高于农业生产投入所占的权重,家庭生活投入支出依旧是唐陵遗址区居民主要的压力；在“状态”指标方面,对于唐十八陵大遗址来说,地表残存的文物占原有文物比率权重高；对于遗址区居民来说,居民旅游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权重最高,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影响”指标方面,当地居民的配套设施以及教育文化的是主要影响指标,而其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感知；在“响应”指标方面,唐陵保护政策法规数量是主要影响因素。(2)唐十八陵地区的从遗址本体的敏感性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低度敏感性唐陵包括乾陵、桥陵、昭陵、崇陵、泰陵五座唐陵；中度敏感性的唐陵有建陵、贞陵、景陵、献陵、简陵、端陵、光陵、庄陵八座唐陵；靖陵、丰陵、定陵、元陵、章陵五座唐陵属于高度敏感性的唐陵。(3)在不同尺度层面唐十八陵大遗址区居民适应能力存在一定差异在宏观的社区层面：根据唐十八陵大遗址区居民人力资产状态,物资资产状态、金融资产状态、社会资产状态指标以及居民的生活感知等指标,得出唐陵遗址区居民适应能力从高到低依次是：桥陵、元陵、乾陵、献陵、庄陵、昭陵、泰陵、定陵、章陵、建陵、光陵、景陵。在微观农户层面：通过对唐十八陵遗址区的生计类型划分,唐十八陵遗址区当地居民适应能力旅游主导型农户高于旅游兼顾型农户,旅游兼顾型农户高于农工兼顾型,农工兼顾型农户高于务工主导型农户,务农主导型农户适应能力最低。(4)通过采用相关分析方法计算相关系数,得知唐陵大遗址敏感性与唐陵遗址区的居民适应能力之间存在这一定的线性相关关系,通过分析得知敏感性较低的桥陵与乾陵地区居民适应能力较强,而敏感性较高的建陵、章陵、景陵以及章陵地区居民适应能力较低。(5)在综合了遗址区的社会经济驱动力,遗址区居民生产生活压力,遗址状态以及遗址区居民人力、物质、金融、社会状态以及居民影响感知,响应等37项指标后得出唐十八陵大遗址区社区恢复力具有空间差异性。唐十八陵大遗址区社区恢复力最高的是桥陵,依次是乾陵、昭陵、献陵、元陵、泰陵、庄陵、定陵、景陵、章陵、光陵最后是建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