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立法和实践所普遍认可并广泛运用。即便如此，对诱惑侦查的使用一直存有争议，国内外许多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在我国，诱惑侦查手段古已有之，现今用其侦破案件更是司空见惯，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法规中却缺乏相关的规定，导致实践中的误用、滥用，这与现代法治社会追求公正、保障人权的目标相去甚远。本文拟从诱惑侦查的概念入手，探究其来源、辨析其术语、阐释其分类、挖掘其特点、鉴别其利弊。通过对外国相关立法及实践的介绍了解诱惑侦查制度演进过程中的不同主张及理由，推知该制度的发展趋势；通过对诱惑侦查制度全方位、多维度的分析，揭示其产生和存在的法理学基础，探究在侦查中如何体现公正、秩序和效率的刑事诉讼价值以及如何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研究诱惑侦查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夯实该制度的理论根基，为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全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诱惑侦查概述。首先，针对理论和实践中对诱惑侦查称谓不一的混乱状况，对相关术语进行了辩析，认为，诱惑侦查（或称诱饵侦查）与警察圈套（或称侦查圈套、侦查陷阱）涵义不同，前者涵盖了后者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对诱惑侦查的概念作了界定：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犯罪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其次，诱惑侦查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对该制度的由来作一简要的介绍。再次，为了对诱惑侦查作一个全面的认识，本文按不同的标准对诱惑侦查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其中，把诱惑侦查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两种类型，此种分类对理论和实践的意义更大。最后，将诱惑侦查与传统侦查方式作了比较看出，诱惑侦查在具有众多优点的同时，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第二部分介绍了诱惑侦查的有关论争及其在各国的实践。正是由于诱惑侦查制度是一把双忍剑，利弊兼有，故对其的褒贬和争论始终伴随着它的发展。主张者强调诱惑侦查是现代社会同犯罪作斗争的客观需要，反对者强调政府只<WP=4>能预防与打击犯罪，而不能制造犯罪，否则有违司法公正。世界各国将诱惑侦查制度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并通过立法确认其合法性地位，同时也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性条件，这些都反映了政府在侦查犯罪的必要性与维持个人的法律安全之间寻求平衡的价值选择。诱惑侦查在两大法系国家的发展趋势是：英美法系国家从放任到积极限制；大陆法系国家从否定到有限度的认同。第三部分为诱惑侦查的多维分析。既然世界各国都肯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也就必有其存在的法理学基础。本部分从不同的视角，对诱惑侦查进行全方位的剖析，以便为我国立法确认诱惑侦查制度奠定理论基础。诱惑侦查的价值分析，是将诱惑侦查放在整个刑事诉讼的视野之中，在体现公正、秩序、效率这些价值目标的前提下，更应以公正、秩序作为优先选择。相应地诱惑侦查的目的应体现出公正、秩序优先的价值选择，同时要尽量使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达到最大的平衡，以此为标准，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目的具有正当性，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目的不正当。通过对诱惑侦查合法性问题上的几种观点进行辩析，认为，诱惑侦查有合法与违法之分，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应该确立警察圈套成立的科学标准：即应将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综合起来考虑。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主要是指对违法的诱惑侦查，所涉及的人员及获取的有关证据应如何处置的问题。一般说来，对违法诱惑侦查所实施的对象不能定罪或量刑时从轻，但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实施不当诱惑侦查的相关责任人员应当追究相应的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对于违法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从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的角度来说，应当排除。第四部分着重探讨了在我国确立诱惑侦查制度的立法构想。首先，从为了适应日益多变的犯罪形势出发，分析了我国确认诱惑侦查合法性地位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其次，在确立和适应诱惑侦查制度时，应坚持平衡原则、权衡原则和法制国家程序原则。平衡原则要求诱惑侦查必须符合适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相适性原则等三项子原则的要求；权衡原则体现了诱惑侦查中个人利益的适当牺牲去维护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法制国家程序原则要求将诱惑侦查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具体到我国诱惑侦查的制度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诱惑侦查的主体只能是由法律授权的侦查主体以及他们事先的委托人实施；适用诱惑侦查的多是那些隐蔽性无被害人的案件，可以采用列举方式加以规定；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标准，我国必须应以已经<WP=5>有证据证明可能实施犯罪的公民为诱惑侦查的适用对象，侦查机关不得随意进行；诱惑侦查的行为方式应禁止高度诱惑性的手段，只限于提供一种中立性的一般机会；诱惑侦查的程序控制主要包括侦查的审批程序和监督程序，以便对诱惑侦查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诱惑侦查的救济机制主要从辩护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