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马克思秉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主张技术与生产力发展并强调改造自然。但在生态危机全球性蔓延、绿色思潮勃兴、历史唯物主义遭遇到生态挑战的历史形势下，秉持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深绿”思潮却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及其主导下的“支配自然”观念与技术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历史唯物主义也因此被视为缺乏生态思维甚至与生态主张相冲突的理论而备受诟病。针对历史唯物主义所遭遇的这一质疑，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格伦德曼以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为理论基石，并在借鉴进化论、社会学理论的成果的基础上，以“支配自然”观念为切入点、以技术为核心、以人与自然关系为研究主题、以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辩护为理论主旨，对当前的生态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探讨，形成了包括自然观、技术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论重构以及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在内的较为完善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当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理论影响。
　　首先，从自然观的维度而言，格伦德曼是从批判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为“支配自然”观念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三个维度来阐发其自然观的。格伦德曼首先指出，所谓生态系统的“正常”或“平衡”总是以人为参照而做出的价值判断，生态中心论试图脱离人而谈论自然的价值与权利，不但未能超越近代主客二元机械对立的世界观，而且还缺乏合理的理论参照点，其理论具有致命缺陷，缺乏现实观照力。因此，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只能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面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及其主导下的“支配自然”观念被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的观点，格伦德曼进行了坚决的驳斥。一方面，他强调，生态问题并不是人类支配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支配自然不足所造成的后果，为了人的生存与发展，为了人的自我实现，人类必须不断加强对自然的支配。他还在把“支配自然”观念与近代“支配自然”观念区别开来的基础上，把支配自然阐释为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以理性为指导、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控制自然，从而驳斥了对“支配自然”观念的质疑。另一方面，格伦德曼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入探究而对人类中心主义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区分，并基于此而上提出，当前实行并遭到批判的正是这种将“价值”和“理性”狭隘化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而非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是马克思所秉持的现代的、扩展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它与自然的繁荣并不冲突。
　　其次，从技术观的维度而言，格伦德曼主要是通过对技术进行系统论与进化论阐释进而构建其技术观的，技术与社会的协同进化是其技术观的核心主张，他还基于此而对马克思技术观进行了独特的阐释。技术观是格伦德曼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观点，他一方面意识到技术是不可或缺的人类条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看到人类支配自然的行为正是在现代技术的助力下才导致了生态危机。面对技术被指责为生态危机的根源的观点，格伦德始终坚持马克思的技术立场，将技术及生产力发展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基础。为了将技术与生态危机剥离开来，格伦德曼对技术进行了系统论与进化论阐释。所谓技术的系统论阐释就是借鉴系统论对系统与环境的区分对技术进行阐释，把科学与政治、经济等视为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子系统，而技术则是它们的环境，并强调技术没有完全的自主性。所谓技术的进化论阐释，则是采用进化论的基本观点对技术的演进进行阐释，强调技术的发展是社会因素对技术遵循其内在逻辑而产生的大量技术变体进行选择的历程，从而凸显技术进化路径的多向性、进化模式的延续性与非延续性以及进化动力的内外因综合建构性。格伦德曼正是通过对技术的这两种阐释而赋予了人类选择具有生态良性的技术的空间，从而避免了技术完全遵循其内在逻辑而发展、其导致生态危机的趋势无法避免的悲观主义色调，对质疑技术发展的观点进行了有力驳斥。格伦德曼还基于此对马克思的技术观进行了进化论、异化论及弱的决定论的阐释，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技术观的有力辩护。
　　再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论重构这一维度而言，格伦德曼既看到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在遭遇生态危机时所暴露出来的理论缺陷，也洞察到了其所蕴含的生态视域，因此，他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进行拓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系统论重构的。格伦德曼首先指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生产关系”概念缺乏精确性、“上层建筑”概念具有误导性、生态问题根源的制度分析行不通的理论缺陷。但与此同时，他又强调不能由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没能解决生态问题的事实得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生态空场”的结论，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内涵、进步的精神标准及其分析生态问题的三条路径都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维。格伦德曼不仅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为了彻底斩断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格伦德曼还在切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性关系，的基础上借鉴进化论、系统论等当代社会学成果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论重构。他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一个自创生系统，将政治、经济、科学等因素看作是社会子系统，技术则构成社会子系统的环境，并强调社会子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结构耦合关系。格伦德曼正是基于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结构耦合关系而提出了技术与社会协同进化的理论主张，从而驳斥了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主张对立起来的观点，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
　　最后，从生态为社会主义构想这一维度而言，由于任何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都必须以现阶段的社会现实为基础才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格伦德曼是以对生态危机的反思为基础而提出其关于未来绿色社会的构想的。他并不像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从制度维度来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而是从主观维度来来探究生态危机，认为生态危机是人类有意识的外部性行为与无意识行为的产物，其根源则是主导人类行为的经济理性。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都是由此而来。格伦德曼正是基于此而从经济、政治、技术、文化四个维度阐发了其关于未来绿色社会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在他看来，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将会在超越经济理性的前提下，坚持市场和计划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保留国家的管理职能并消除其暴力机器属性，还会在鼓励技术发展的同时，强调技术的理性运用并拒斥高风险技术，当然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还将树立包括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正确的劳动观和理性的消费观在内的生态伦理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格伦德曼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了系统论与进化论思想，因此其社会主义构想也有其不同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独特性。在他看来，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不仅存在“必然王国”是并未完全消除异化的弱的共产主义，而且是一种并非日益透明而是渐为复杂的社会形式。
　　总之，格伦德曼的生态思想不仅在技术观、生产力发展观、生态哲学等维度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具有一致性，隶属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营，而且在其对“支配自然”观念的辩护、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论重构、对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战略的分析等方面均凸显了他不同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家的特质。研究格伦德曼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打开跨学科探讨生态问题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局面，而且能够进一步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空间，维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当然，格伦德曼的生态思想也存在对“支配自然”观念进行过度阐释、忽视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缺乏具体的生态政治战略的理论缺陷。但整体而言，格伦德曼的生态思想为我国在生态问题严峻的历史形势下正确处理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