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结束至建国前的这段时间里,中共对美政策历经多次调整,苏联因素都在这些调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抗战末期,中共在美苏关系业已改善的大前提下根据抗日、压制国民党反共势力和争取外援等实际需要,主动寻求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实行“联美抗日”。战后初期,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既定,苏联也为维护其一己之利,漠视中国革命,中共因应自身力量弱小及缺乏外部支持等实际情况,转而寻求更富有弹性的对美政策,重点在于拉开美蒋距离,实行“中立美国”。而从1946年3月中旬开始,中国国内局势的持续恶化及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使得中共彻底放弃了对美蒋的幻想,对美国逐渐转向全面斗争。在这期间东西方冷战爆发,美苏关系彻底恶化,苏联开始对中国革命改变立场,对中共无论是在舆论上还是物资上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些都有力地促使中共转向苏联,实行“联苏反美”政策。踏入1949年,中共在国内战场上胜券在握,中共也更多的把重心放在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在美国继续秉持反共立场的情况下,出于战后国家建设和维护政权安全等需要,中共决心对苏“一边倒”,坚决反美。期间中苏两党领导人的互访大大地加深了双方的互信和认识,双方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也达成了一致,双方逐渐从中苏两党关系过渡到中苏两国关系上。如果说幼年时期的中共在外事方面还不得不听命于莫斯科的话,那么随着中共的逐渐成熟,中共在外交方面的独立性正不断地得到加强。这个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中共在外交实践中更多地是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而非莫斯科的指令来制定对外政策,也体现在中共开始懂得利用各方不同的矛盾来服务于革命利益。尽管这时期苏联因素一直都对中共的对外政策有着重要影响,但是中共在苏联因素面前已经逐渐从“被动”化为“主动”,开始主动利用“苏联因素”来服务其对外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新中国的对苏“一边倒”应被理解为中共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主动走向苏联的一个过程,这是中共外交的自主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