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是人类的一项饮食发明，在人类所有的饮食文明形态中，我们几乎都可以见到酒的存在。中国的酿酒同样具有久远的历史。早在五千年以前，华夏先民就以其特有的聪明才智，从谷物的发酵中获得了酒，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之畅饮，为之陶醉。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就伴随着人类的繁衍而传递到今天，仍然保持了它特有的活力。酒的出现，首先产生的是社会效益。从经济方面看，承续千年的酿酒产业曾经吸纳了数不清的从业人员，历朝历代的酒税酒课也时时刻刻补充着国计民生，酒的产业运作早已成为国民经济链条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酿酒业所产生的巨额附加值也一直为经济人士所关注。从消费领域看，酒既是一种食品，也属于奢侈品，每当灾荒来临、食物短缺的时候，历代王朝都会限制酿酒，以节约粮食；而当社会繁荣、生活富裕的时候，酒又会成为刺激消费的主导产品，拉动经济的高涨。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酒业始终是调节经济形态和产业结构的常用杠杆。酒的出现，为社会提供了一种人际交往的手段。众人在一起喝酒，共同举杯，彼此相敬，远方有来客，故友再相逢，略备小酌，开怀畅饮，胜过一切表白。酒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食品的范畴，而成为人际关系的纽带和感情交流的媒介。民国时期，酒的种类丰富，不仅保留了清代以来的烧酒、黄酒、果酒等传统酒种，自清末开放通商口岸以来，外国的啤酒、葡萄酒、伏特加等酒类也涌入中国，这些新型的酒种，逐渐被国人所接受，销量逐年上升。特别是在大中城市，曾一度以吃西餐、喝洋酒为时尚，不少政府官员就将宴饮的场所改在西式酒楼。酒类消费量的增大，利润的增多，刺激了不少商人投资开办酒厂，不仅如此，在上海、东三省、山东半岛等外国人居住较多的地区，外资酒厂和中外合资的酒厂也出现了。民国时期的酒业形成了以东部地区（绍兴及其周边地区除外）生产新式酒类为主，中西部地区生产传统酒类为主的工业格局。自清末开始，中国的交通方式有了较大的变化，由传统的马车和内河航运发展成为公路、铁路、海运并存的多种多样的运输方式。民国时期，新型的运输方式——航空运输出现。运输的方便快捷，使酒类的跨区域流通成为可能，酒类的销售市场较之清代有了极大的扩展。就连不易储存的绍兴酒都可以贩运至北京和广东销售，更不用说经过了消毒处理的葡萄酒和啤酒等酒类了。销售市场的扩大又进一步促进了酒类的生产和酒厂的建立。民国建立之前，中国的商人就有比较强的品牌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报纸成为宣传的重要手段，刊登在报纸上的广告屡见不鲜。实业部等部门为了促进商业的发展，连续举办了几届商品博览会，也成为各类酒商进行宣传的重要方式。民国政府在政策上改变了清代后期的重税政策，将酒类改为专卖，专卖又与古代的榷酤有所不同，而且在近代不同时期对酒的税收政策也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酒税制度经过了不断地尝试和调整，某些规定已经是比较合理的。但不论政策怎么变话，政府都力图将酒利为国家所用。纵观民国政府时期的酒政，可以看出酒税称为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国家利用酒税来达到调节酒类生产和消费的目的却并没有达到。文章分四个时期阐述了民国的酒政，试图理清酒政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及变化，及其所起到的作用，使其对现代酒业的发展的起到借鉴作用。酒经过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饮酒、酒器、酒俗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上古时期。到了近代，中国的酒器、酒具等，逐渐推陈出新，陶罐、瓷罐等酒器在形状上改变较大、花样繁多，玻璃酒器、锡制酒具的出现适应了新式酒类的需要。酒俗方面，基本上继承了自古以来的风俗，对酒礼酒德的要求也更加细致。我国的酒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系统而完整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