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广泛传播，女性主义文学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现象。尽管人们对她们的评论众说纷纭，对她们的阅读莫衷一是，但她们在文坛树立起的一片“女性”风景线，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却无疑是一种关于女性主义文学的启蒙。她们使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一种变化，一种使“女性”、女性主义越来越趋于显学的变化。然而，在对待渐现渐显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时，我们的研究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它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关系，和它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联系与相似之处，而较少关注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中那种出自于文化传统、民族本性的本土化、中国化因素;或者，有评论者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女性文学亟待本土化，但这种本土化的内涵是什么，是否及如何体现在现有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却是研究者很少深入探寻的问题。而从追寻中国现有女性文学创作中的本土化、中国化因素入手，探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影响与变异，正是本文的立论之处。　　本文以为，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确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渊源联系，西方女性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其诸多流派的思想，都能在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中找到其印迹，并且，它还导致了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嬗变与扩展、女性话语的多元化及超性别意识的确立。但是，中国女性文学尤其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诸多特征的形成，并非全由外来思潮所催生，事实上，一个民族的文学任何时候都无法摆脱其所扎根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生活，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在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同时已经在以一种文化惯性改造着它，使其发生扭曲、变异，进而使之成为中国本土化的女性主义文学。因此，女性及女性主义文学一经在中国诞生、出现，就已经是中国的、本土的女性或女性主义文学了。　　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中国性、本土化特征，主要表现在社会性书写中的女性叙事、“个人化写作”中的公共意识、传统“回归”中的女性抵抗等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性书写中的女性叙事，一方面表现在女性写作中充斥着与时代主潮相一致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其女性意识主要表现为女性写作特点。它是对传统女性文学创作的一种惯性归属，同时意味着中国女性文学依然是社会主导核心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附属于男权文化的一个子部，并未真正走出一条能够与男权文化分庭抗礼的自己的道路。事实上，在中国女性作家的创作意识里，女性解放常常意味着女性走出家庭，投身社会洪流，成为男人世界的一分子。所以，她们关注外在世界的变化，倾心于社会性书写的强大魅力。诚然，中国女作家在创作中，由于自身性别的影响，常常于不经意之中就流露出了某种女性意识，并且无一例外地具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温柔娴熟的女性艺术禀赋。这是她们的作品能够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依据。只是这一切的“女性主义”探索，都还没有能够真正探索到中国现、当代社会性书写所无法到达的地方，或者说，这些女性写作还都蕴含在社会性书写的集体大合唱中。　　第二，“个人化写作”中的公共意识。20世纪90年代陈染、林自、海男、徐坤等女性作家以“个人化写作”这种被玛丽·伊格尔顿所称谓的“女权主义文学形式”，锐利地刺破了男权中心和社会性书写的坚硬外衣。但是，这并不表明其作品就一定拥有完全的女权主义意识。当女性作家意识的深层本身就纠缠着“梳不清，理还乱”的多重复杂的话语矛盾时，尤其是当她们骨子里的传统文化观念、本土化感受与后来所接受的女性主义理论相搅拌的时候，她们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的纯粹性就打上了某种折扣。而正是这种折扣，折射出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特殊性——私人写作中公共意识的渗透。这里的公共意识，主要指男权中心话语和社会性书写。　　个人写作中公共意识的渗透，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特殊性质，主要表现在创伤记忆的余绪、女性意识的混杂、“被看”的意义附加等几个方面。所谓创伤记忆的余绪，是指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一方面是对80年代集体书写创伤性记忆的流脉的延续，另一方面以其对女性躯体创伤的揭示和抚摸，展现了女性的生命意识、性别角色和身体经验;所谓女性意识的混杂，是指中国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既带有欧美女性文学那种纯粹的女性意识，同时又混杂进了男权意识的各种蛛丝马迹。一边是仇恨、抗拒甚至于“杀夫”、“拭父”，一边却是听从、爱恋，甘愿“被俘虏”，这种女性意识的矛盾与混杂，显示出中国女性文学的不彻底性;所谓“被看”的意义附加，是指中国9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在接受中被大量误读，以至于使原本以抵抗男权、突出女性为主旨的女性主义文本，反而更深刻、更恰如其分地嵌入了男性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中。这种男性的阅读极易陷入文不对题、言不及义或自言自语，给女性主义文学附加上许多额外的意义，并进而歪曲了它们的本意。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文学需要女性主义读法。　　第三，传统“回归”中的女性抵抗。在许多批评者那里，“小女人散文”是对传统女性意识的一种回归。但本文以为，“小女人散文”虽然是以“家庭”为圆心来展开她们的笔墨的，但同样表现了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反叛与解构。这种反叛与解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男性中心社会宏大叙事的抵抗;二是对“铁姑娘”女性观念的反叛。在前一个方面，“小女人散文”是以一种平常女儿家的写作姿态，自然地回到女性应有的话语位置，并以这种话语温和而坚决地表达与男权中心主义决裂的;在后一个方面，“小女人散文”是以塑造浑身上下既弥漫着灵动雅致、娇嗔迷人的女人气，又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与精神自由的女性形象，来刷新中国女性形象，表达对“铁姑娘”形象的反叛与解构的。“小女人散文”表达的是一种理想的女性生活方式。　　使得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显示出上述本土特色的原因，大概有“父权制”下的中国女性传统、“男女平等”制度下的性别迷失、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女性寻找等三个方面。　　首先，父权制作为一种普遍的、超历史的压迫女性的方式的表述，在中国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即中国的父权制不仅体现为男性中心制度，同时还体现出“长者本位”伦理。男性中心制度使中国女性的历史遭遇极为严酷，而“长者本位”伦理则造就了中国女性既受男权压制、又是男权的帮凶的历史品性。这种品性使得中国五四时期的“人的解放”运动，主要是青年一代冲破封建樊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生活的解放运动，而女性的解放不过是作为人的问题、而非性别问题的一个特例，被特别关注而已。而此时女性作家的创作心理——女性应以人的自觉去参与广阔的社会生活，成为肩负社会责任的主人翁，成为后来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一贯的基调或底色。　　其次，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铁姑娘”，是一种与中国传统女性完全对立的时代女性形象。它跨越了许多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禁忌，是对“男女都一样”的性别平等观念的特殊形式的实现。然而，当“铁姑娘”们是以男性标准为标准，以忽视女性与男性生理差别为前提，以女性努力去做“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去争取平等的时候，其实已经走向了“去性别化”的陷阱。更何况当时“男女平等”的国家政策与实践并未真正触及妇女解放的深层——妇女权益的给予与保护。因而，“铁姑娘”的出现，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妇女社会化、走向公共领域的步伐，但它并没有能够在实质上构筑起一道妇女解放的社会基础。相反，它使女性在一种荣耀与光环中丧失了自身作为女性的应有要求与权利，以无性化更加凸显出男性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与此相对应，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就是女性主体意识渐渐丧失殆尽的过程，是女性文学被政治体制下的男性言说所替代、女性自我完全失落的悲剧时代。　　第三，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就是由国家主宰的意识形态向市场主宰的意识形态转变的时期。出于对国家意识形态下无性化状态的一种矫正，市场意识形态与传统性别文化之间达成了一种联盟，而这种联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女性身体化及其滥用，将女性摆放在被男性观看、被男性把玩的位置，以满足男人的生理与心理需要。这种社会语境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在强调突出性别意识和始终不能摆脱的“被看”处境之间，始终位于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是作为边缘、弱视群体的女性，在男性中心主义的汪洋大海中所力举的现代性别意识，另一方面，是随时都可能吞噬女性主义文学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汪洋大海，女性随时都有落进其传统性别文化的可能。中国90年代的女性作家们就是在这种危险的境地中，向世人表演着她们的奋争与沉沦、自信与顾虑的。　　无疑，中国女性文学的本土特色，极易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走向“超性别意识”，成为“双性同体”文学。这是当年伍尔芙等女性主义理论家们所设想的女性文学的理想境界，也是中国的陈染等女性主义作家在创作中亲身体验到的女性文学出路。中国的特殊语境，使得中国成为将来的女性“超性别意识”写作的大国，应该是不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目标。但我们在欣慰的同时，不觉有一种忧虑: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发达的、典型的、彻底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时候，就急匆匆跨越到超性别写作阶段，会不会使女性主义文学发育不完全？会不会进而影响到超性别写作中女性意识的进一步发展问题？人们所期望的理想境界是:女性文学多元化，女性话语多元化，女性意识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