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率下降,在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这一数值达到1.19,又由于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但是法定退休年龄却一直没有随之变化。为了应对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延迟退休政策被有关部门提上日程。国内外关于延迟退休的争论由来已有,很多研究证实老年人就业与青年人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延迟老年人退休年龄会造成青年人就业的下降,但这一观点近年来已遭受系统性的驳斥。更多实证证据表明,延迟退休不会挤出青年人就业,甚至会对青年人就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很多国家以“延迟老年人退休年龄不会挤出青年人就业”为理由开始实施退休政策。于是我们会思考延迟退休政策是否适合我国国情。很显然,仅依据“延迟退休不会挤出青年人就业”就推行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是有欠考虑的。这仅仅考虑了延迟退休年龄对现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未考虑延迟退休年龄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我国女性就业率高,幼教体系不完善,隔代抚养现象普遍,家庭内部存在劳动力转移,即老年人会放弃劳动帮助工作忙碌的子女照顾孩子,如果延迟老年人退休年龄,必然会使很多老年人被迫留在劳动力市场,无法自主减少劳动供给帮助青年子女,这时候很多青年子女会选择推迟生孩子甚至放弃生孩子。那么,老年人的就业对青年人的生育决策到底有何影响,本文的目的就是考察老年人就业与青年人生育决策之间是否存在这种负相关。为了考察老年人就业与青年人生育决策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前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首先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老年人就业与青年人生育率的关系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的就业与青年人生育决策之间存在负相关。但这仅能反映出老年人就业与青年人生育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无法得出二者的因果关系,为了进一步考察老年人就业与青年人生育决策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转向微观层面,从家庭角度,研究家庭中父母的劳动供给对青年子女生育选择的影响。本文使用全国性微观家户调查数据,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CHARLS是全国基线调查数据,信息量较为全面。本文主要采取两种实证策略来验证老年人就业对青年人生育决策的负影响。首先本文采用传统的最小二乘模型(OLS)估计老年人劳动供给对青年子女生育决策的影响。但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方法不能很好地处理内生性问题,得到的结果在统计上不显著。为了处理内生性问题,本文随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2SLS),选取慢性病中的一种—高血压作为工具变量,来研究老年人劳动供给对子女生育决策的影响。同时,为了比较老年男性与老年女性在隔代抚养中所承担责任的差异,我们将样本分性别进行处理。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结果,我们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发现：首先,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高血压对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我们的经验以及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其次,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对子女的生育决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我们认为这种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隔代抚养现象的存在引起的家庭劳动力的转移。再次,通过对比老年男性样本与老年女性样本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老年男性与老年女性对子女生育决策的影响无差异,我们认为这是由于社会分工的模糊以及男性家务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老年男性与老年女性在隔代抚养中所承担的责任无明显差异,但这需要进一步验证。本文最主要的创新点是：本文在分析延迟退休政策可行性的过程中首次考察了老年人就业对青年人生育决策的影响,首次将隔代抚养模式纳入到老年人就业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分析框架中,考虑了老年人就业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此对政府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提供实证依据,避免政策推行过程中,忽视我国家庭内部为抚育后代进行的劳动力转移,低估延迟老年人退休年龄对青年人生育的扭曲。本文的不足是：本文在分析老年男性与老年女性在隔代抚养中所承担的责任无差异时,仅给出了理论依据,没有提供进一步的实证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