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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小说家朱天文在文本中呈现出蔚为大观的现代性书写，一方面可归咎于于台湾独特的地理历史背景，一方面可追因于小说家本人的学养和观念。小说家该如何面对这个难以概括、归纳的现代性社会呢？朱天文给出的答复与本雅明、卡尔维诺遥相呼应：脱离时间的轴线，沉湎于对碎片精雕细琢的描述和探求。将自己从故事和技巧的束缚中解开之后.朱天文的确获得了人类学意义上远观的自由。但是这种置身事外，未尝不包含着另一种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