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往往被视为”最后的铁拳”：他一方面同时作用于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另一方面往往传达出货币当局强烈的调控意图,最终达到对基础货币量的调控。但是因为它强烈的政策效果,使他不适合作为日常操作的货币工具,事实上,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在欧美发达市场国家,对准备金率作为一种货币政策工具是否已经过时有颇多的争论,实践中存款准备金率做作为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逐步的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在中国,从2003年迄今,央行已累计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34次,总调整幅度达170个基点,这种调整频率和幅度可谓举世无双。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代替央行票据,甚至是利率工具,成为近年来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货币工具。如果我们进一步把视线专向全球,众多的新兴经济体也积极加入了积极使用存款准备金的行列之中,尤其是以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为代表的南美国家,在本次经济危机之前,之中和之后,这些国家基于不同的目标(冲销、提供流动性、控制信贷规模过快增长),大规模的运用存款准备金工具,仅巴西央行2006年以来的累计储蓄(saving deposit)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幅度就超过250个基点,这其中还伴随着大量的准备金工具应用的创新。在这个大背景下,对准备金政策作为一种基本的央行制度,一种基础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效果的继续深入研究就成为摆在货币理论研究者和央行政策决策者面前的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我们希望通过本文为存款准备金工具的研究在理论上做出一定的贡献。本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并且从存款准备金政策工具和准备金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两个角度对现有的中外文献做出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梳理,最后介绍了本文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研究方法。第二部分首先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详细的分析了当代法定准备金制度和政策的功能：作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准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作为央行冲销流动性的工具、作为央行和商业银行管理流动性的工具。特别的,在本章第二节中着重介绍了货币政策转到机制,在区分了不同的传导机制类型之后对其中的负债表传导机制建立了一个局部均衡模型进行分析,提出了该传导机制存在时银行负债表调整行为需要满足的几个约束条件。在第二章的最后部分,我们简述了我国存款准备金政策具有的特点,改革的方向,并且探究了我国近年来频繁使用这一政策工具背后的原因。在第三章中,开始对前述存款准备金的存款准备金负债表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运用向量自回归和脉冲响应函数,利用中国2004Q3到2010Q4的存款性金融机构数据,并通过适当选取超额存款准备金(ERES)、金融机构的债券持有量(SEC)金融机构存款数据(DEP)、和7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i)等变量,对之前提出的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证明之前假定的约束确实存在,负债表传导机制确实存在。此外,我还联系中国央行票据发行的实践,尝试对实证分析中看似异常的的结果做出分析。第三部分,简述了我国存款准备金政策具有的特点,改革的方向,并且探究了我国近年来频繁使用这一政策工具背后的原因。从第四部分开始,本文开始了对存款准备金政策非对称性的研究,在这部分我们研究了准备金率变动对商业银行利率定价的非对称影响。首先介绍了准备金税的概念并对相关文献做了综述,并且指出了已有文献对这个问题分析的局限性,接下来我们建立了一个简化的Monti-klein银行产业组织模型,并用该模型分析非完全竞争市场下银行的利率定价行为,通过考虑两个极端情境并且结合现有的银行产业组织研究结果,得出了“银行由于在存款和贷款市场上拥有的市场力量,能够将央行施加的准备金税负担完全转嫁给其金融服务的消费者——存款者和贷款者,从而造成存款利率下降和贷款利率上升。同时由于存款市场的利率弹性要低于贷款市场,存款利率下降的幅度要大于贷款利率上升的幅度,存款人不对称的承担了更多的准备金税负但”的结论。在第五部分,我们运用了信息经济学理论,通过建立一个类似Stiglitz and Weiss(1981)的不完全信息模型,分析了在不完全信息下信贷市场上可能存在的逆向选择和信贷约束问题,并证明了“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贷款主体具有的非对称影响：连续的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改变了信贷市场上企业规模的分布,银行信贷相对的更多的流向中小企业。同时随着银行贷款利率的不断上升,中小企业也不对称的承担了大部分的准备金税负担,可能进一步恶化它们的流动性状况和盈利能力”。第六部分,我们对中国央行2008年开始实施的差别准备金制度作了一个简要的理论探讨,从商业银行经营角度出发,论证了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中享受优惠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中小银行可能在金融业务创新方面进一步落后于大银行,并且在未来面临更大的流动性风险。第七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一、国内外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文献很丰富,但是多集中于利率政策,央行票据等工具,对存款准备金工具效果的实证分析相对较少。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上对存款准备金政策比较完善的实证分析主要是利用巴西的数据,因为巴西央行提供了非常详尽的各类存款准备金的月度频率的数据,而中国央行近年来对存款准备金的运用更为频繁,为货币政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自然实验”的机会,但因为缺少合适的、较高频率的数据,导致系统的实证研究比较缺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总之,我们通过广泛搜集中国数据并进行了适当的估算,对2003年至2010年央行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应用效果作了一个较为深入系统的检验。我们特别的关注存款准备金通过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传递过程,并作了实证检验,这一主题目前还很少有研究者涉及。二、和同类文献相比,本文并未将重点放在对准备金制度历史和相关的传统货币政策理论的冗长陈述上,相反,在第二部分对存款准备金基本理论的分析中,本文结合我们自身的研究,集中介绍了国际学术界对存款准备金作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准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作为央行冲销流动性的工具,作为央行和商业银行管理流动性的工具等功能的最前沿认识和理解。这些前沿观点摆脱了传统古典货币理论的局限,将银行微观组织、不完全信息、不完全市场引入理论分析,发展出了准备金税——利率”传导机制,信号效应,负债表传导机制等新的传导机制模型,从而极大的拓展了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工具分析的广度和深度。三、本文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全面系统的分析了“存款准备金工具可能存在不对称效果”这一重要问题,在我们写作本文之前,还没有发现有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国内外文献。通过建立了两个主要的理论模型并结合已有的银行产业组织的实证分析成果,我们得出三个主要结论：(1)在调升存款准备金后,存款利率下降的幅度要大于贷款利率上升的幅度,这意味着存款人不对称的承担了更多的准备金税负担。(2)随着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银行信贷相对的更多的流向中小企业。同时随着银行贷款利率的不断上升,中小企业也不对称的承担了大部分的准备金税负担。(3)向中小银行倾斜的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会造成中小银行过度依赖于传统信贷业务,并造成不同规模银行之间的流动性配置不均衡,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这些非对称性影响的进一步的分析和量化是央行优化存款准备金率工具政策实践的重要前提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