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星变为切入点，以史传占验为核心，从政治和祭祀礼仪两方面讨论星占，重点考察星占对唐五代帝王政治的特别影响。全文共六章，两篇附录，分四个层面进行阐述。 第一层面，星占管理体系的考察。唐五代时期，国家对星占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天文机构的改革和完善来进行的。乾元元年，肃宗的天文机构改革进一步凸现了司天台“观察天文”的重要职能，对于提高唐代天象观测和预言的准确性具有积极意义。有迹象表明，唐宋时期，官方的天文机构经历了由单一的太史局(司天台)向二元双重管理体制(司天台和翰林院)发展的阶段。不过，从现有材料来看，二元制的管理体制在李唐的天文星占管理中表现得并不明显。 第二层面，星变象征意义和星占方式的考察。比如，日食的发生象征着君主统治的忧郁和危机，月食是帝王后宫和诸侯大臣失职行为的警示。流星和大星的灾祸主要取决于坠落的地点，前者通常是军事败亡的宣示，而后者则是大臣死亡的预兆。彗星的情况比较复杂，举凡政治“革命”、军事谋叛以及水旱灾害都有可能与其相关，需要具体分析。今天看来，星变由于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现象，因而古人对星变象征意义的解释均属附会，但是它在当时却为大多数人所相信。而从《新唐书·天文志》的天象记录来看，日食和彗星的部分预言还是结合了天文官员的时势判断，较为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人物和事件。 唐五代星占的基本模式，归纳起来有分野占和星官占两种方式。前者是基于天上二十八宿与地上十二州建立的对应关系而进行天象预言和占卜的一种方式，它是通过预言的形式来对灾祸降临的地理区域和空间范围给予大致性的确定。后者是通过天上星官与人间社会的对应模式，进而将灾祸和危机的出现与帝王政治中的人物和事件联系起来。两者的有机结合，共同成为帝王处理军国大事的重要依据。 第三层面，星占对帝王政治影响的考察。日食、彗星等异常天象出现后，朝廷着眼于“修德”、“修政”和“修禳”的主旨，采取诸多救护措施。(1)从“修德”来说，皇帝要颁布“罪己”诏书，通过素服、避正殿、减膳、徹乐等形式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与此相应，一旦具体的天象与在位的执政大臣建立了特定的对应关系。那么，执政大臣也要从政事和日常行为中加强自我约束，克己尽职，从整体上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和执政水平。(2)从“修政”来说，帝王通常要颁布“修省”诏书，对当时的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如凶徒、赋役、灾害、赈恤等)给予关注，并要求百官上书言事，举荐贤能，革除弊政。特别是彗星见后的修省诏书，似乎表明皇帝要对当前的各种社会问题给予彻底解决。(3)从“修镶”来说，朝廷还要组织镶星救灾的礼仪活动，特别是日食的“合朔伐鼓”和救护彗星的佛教法会以及道教道场，构成唐五代镶星礼仪的重要内容。 应当注愈，星变及其衍生的星占对帝王政治具有一定的“参政”作用。(1)贞观十五年太宗停止封禅、龙朔二年高宗遣使、延和元年玄宗改元、乾元三年肃宗改元、天佑元年昭宗迁都洛阳、天福五年后唐李异巡游江都以及天福十二年后汉高祖迁都开封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星变的发生有关。(2)星变发生后天文官员的分野占卜和预言在中央王朝的灾害救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这在咸通十年和后梁开平二年“兵水外夷”的预防中有明确地体现。 还应指出，唐前期的政治“革命”中，每每斗争的非常时刻，总会有人从大象的角度来为事变的正常进行寻找合理依据。另一方面，围绕帝王受禅的政治斗争，彗星除旧布新的象征意义也被各种政治势力所利用，这在武德二年王世充受禅、延和元年睿宗传位太子以及大佑四年哀帝禅位朱温的政治事件中得到了印证。 第四层面，唐代祭祀礼仪中星官神位的考察。根据《人唐开元礼》的规定，全大星官中将近一半的星宿走进了昊天上帝的神位系统中，它们按照某种内在的原理和规则组合起来，并在金字塔形的神位序列中起着核心的作用。这样的安排，充分说明了唐代“敬大”的基本思路和模式。也就是说，对星官神位及其等级秩序的探索和研究，正是唐王朝认识吴大上帝的必由之路。 最后为结语。本文指出:唐五代时期，星，，l’对帝王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方面:首先，星变后天文官员的天象预言往往是帝王“参政”的重要依据。其次，星变本身的灾祸意义，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对帝王政治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这为帝王大臣反思朝政，严于律己，调核统治政策，进而加强政事建设提供了可能。其二，就具体星变而言，日食仍然是唐五代帝王关注的焦点，但总体来看，它对朝廷政事的影响相对较小。比较起来，彗星引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比较重要，自然其对帝王政治施加的影响更加明显。最后，星变后朝廷举行的镶星礼仪，进一步凸现了大唐礼仪和佛、道祈镶的实用功能，这其实也是朝廷“救灾”的政治活动。